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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已为学界所公认，讨论汉初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回溯秦政的实质。秦以法立国，崇信法的绝对权威，一切准之于法，如商鞅所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故法者，国之权衡也。”
为维护法的绝对权威，必须根绝“私”，绝对排斥私议，强调各个方面的整齐划一，“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
法家政治蔑视人文价值，摒弃道德教化，把治人与理物等同起来，人与动物无差别。商鞅就把人与动物视为一体，认为社会之争与财物之争一样，在于各自的名分未定，一旦名分确定，则天下晏然，万物有序，而法就是确定人名分的万应法宝，他说：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法家排斥文化知识，禁止民间一切形式的知识传授，法由通悉文法律令的“吏”负责具体实施，也由吏传授，这就是“以吏为师”的传统。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因此，吏构成法家政治的主体，商鞅说：“吏者，平法者也。”
“为法令，置官吏。”
《说文解字》：“吏，治人者也。”杨泉《物理论》：“吏者，理也，所以理万机、平百揆也。”执法之吏虽然拥有文化知识，但文化素养仅限于掌握文法律令，毋宁说是一种技能，诚如王充所说：“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
吏忠实地执行法律，缺乏自身价值观，把统制的对象视为物，以苛察峻峭为能，道德教化退居极次要地位，刻薄寡恩成为吏的普遍品性，执法、“治剧”成为衡量“良吏”的标准。商鞅把吏比之于严父，认为治民的效用远比慈母为高：“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
任何排斥文化、轻视文明的政治观念都与政治的本质相悖逆，因而难以持久。与法家不同，儒家尊重人类文明、肯定人的价值。孔子明确把人与动物（鸟兽）区别开来，他说：“鸟兽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
鸟兽不可同群，与人类同行者当然只能是人类自己，在人与动物的区分中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再如孝，其内涵主要是人格上的尊重，而非仅物质上的满足，前者为人类所独有，后者则是动物的共性，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由此可见，法、儒两家政治观有着根本的分别，法吏与儒士也有着森严的界限。秦的遽兴与速亡充分展示了法家政治的效能与弊害，儒家的实践理性特征决定了它的现实价值，以儒济法、以儒化法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这在汉初士人的反思中有充分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秦及汉初士人都把秦的暴政及秦亡归咎于吏，侯生与卢生议论始皇的罪状之一是“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
。司马迁记述秦末天下皆反的情形说：“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
张释之对文帝言颇有代表性：“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对吏进行系统论述者首推贾谊，他深刻指出秦亡在于不施仁义。汉全盘因袭了秦的政制，自丞相至佐史（亭长、啬夫）等整个官僚队伍皆称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二千石为郡守之秩，故郡守以上官员可称吏。班固记述西汉官僚队伍的总人数说：“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
为避免重蹈亡秦覆辙，必须对吏的角色进行儒化定位，贾谊说：“吏之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为非而不敢谏，下为善而不知劝，此吏无理也，故政谓此国无吏也。”
吏即理，在韩非、商鞅那里，理即治理，其中包含是非判断。贾谊把吏作了儒学的转化，使“吏”由工具还原成“人”，当然是儒家标准的人。
与法家治吏不治民相反
，贾谊强调治民，即注重道德教化：“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
关于吏、民关系，贾谊从儒家民本观念出发，提出“吏以民为本”的见解，他说：
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思想家的深刻之处在于能把握时代的脉动，预见历史的走向，贾谊堪其选。秦法以细密著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沿袭秦法虽有所减轻，但无质的变化，行政的主体仍是崇信法家的吏。加之春秋、战国以来，战乱纷扰，经秦的酷政及楚汉战争，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民生极其艰难。在这种形势下，儒术一时难以推行，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此出现了汉初法、道共存，内法外道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实质是以道化法，即以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约束、淡化刻薄寡恩的法吏政治，法、道的结合产生了汉初特殊政治——“长者政治”，“长者”即吏中厚朴敦厚者。
长者，本指年高德劭之人，是一种自然人格，而在汉初特殊的背景之下，长者指代一种政治人格，既不同于黄老处士，又不同于儒家儒士，真实身份是吏。萧何、曹参是“长者”中的代表性人物。萧何少为刀笔吏。曹参“秦时为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颜师古注：“言参及萧何为吏之豪长也。”
萧行无言之治，曹全盘因袭，“萧规曹随”反映了长者政治的本质。曹参任相国后，日夜饮酒，不问政事，吏来请示以酒饮之，所用也是敦厚木讷的长者，疏远、斥退刻薄之吏，班固记其用人准则：“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史籍中长者与刑名之吏常相对而言，如张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史记》《汉书》等都清楚地记载了长者的身份。
直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惟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
汲黯，“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憎恶张汤等舞文弄法之吏，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
郑当时，“庄（当时字）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
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
，被文帝称为“长者”。
可见，长者身为吏，信奉黄老，与苛察之吏不同，收心敛性，清静无为，张释之形象地点出了法吏与长者的区别。《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记载了一段张释之侍从文帝游上林苑的故事：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敩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影）响，举错（措）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在张释之看来，啬夫吏能很高，必然苛察峻峭，不可任用，而尉是与周勃、张相如相类的长者，吏能虽较为低下，却敦厚朴实。柳诒徵先生说：“所谓长者，不过拙讷木钝，与人相处肯吃亏耳。……然汉之代秦，破觚为圜，所雕为朴，实基于此。”
汉初道、法共存的事实反映了二家排斥知识、蔑视文明上的一致性。长者作为吏的真实身份未变，依然排斥知识，缺乏文化教养，崇尚黄老、清静无为在汉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会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很有限度。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和激化，长者政治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作为行政主体的长者政治人格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历史条件，随即儒士开始了走入政治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