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士人普遍恪守的信条和处世法则，士人拥有知识、理念和信仰，既是内在的修养，更要付诸实践，其途径必然是出仕，通过出仕施展抱负，如此方能体现士人的价值。正如孟子所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又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士之于仕是十分紧要的。长安三万里，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成了士人虔诚向往的精神圣地。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无数士人皓首穷经、满腹经纶，通过各种途径出仕，或功成名就，一展抱负；或宦海浮沉，命运多舛；或折戟沉沙，籍籍无名。一部政治史，某种程度上是士人的宦海浮沉史。

汉承秦制，秦帝国实现短暂的统一，随之汉代维持统治四百余年，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诸制度的基础。先秦诸子百家，分门立派，各负道术，游走天下，但最终一同走进大一统的王朝政治，在两汉四百年中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过程的转变。从士人方面来说，游历天下、施展抱负的诸子百家走进王朝政治，化身为维护王朝政治的中坚力量；从王朝方面来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手段，把百家诸子吸引、吸收到王朝体系之中，成为王朝政治的基础。本书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士，是如何走进王朝政治体系之内的？这一过程中士人精神及现实层面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掰扯、博弈乃至毁灭和重塑？对后世古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是引人入胜的，但要深入堂奥、条分缕析则非笔者力所能及，这里的探讨是初步的、肤浅的、粗线条的，如能为读者提供些许启发也就深感满足了。

概括地说，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汉代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士人身份经历了四次变化。

第一阶段：西汉高祖至武帝时期。士人整体上为游士。士人阶层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游士传统，各自怀揣治理天下的法术，关注的焦点是对新兴王朝政治模式的议论和设计。王朝行政的主体沿袭秦代法吏，只不过是法吏中的“长者”——厚朴敦厚者，所推行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

第二阶段：西汉武帝至新莽时期。士人由游士转为儒士。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因为政治的导引作用，诸子百家整体上转变为儒士。儒学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独尊天下并非偶然，是儒学人文理性的胜利，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这时的儒学专注于内在的修养，儒士恪守“君子不器”的观念，导致长于言而拙于行，行政之中法吏仍处主导地位，儒士处于“缘饰”地位即边缘性地位。王莽以“托古改制”代汉自立，轻易实现政权的易位，说明儒士阶层远不能满足王朝政治的需要，对儒士阶层的改造势在必行。

第三阶段：东汉光武帝至章帝时期。士人由儒士转为士大夫。东汉建立，实现刘氏政权的回归，汲取西汉王朝败亡的教训，把将专注内在心性修养的儒士改造为既有儒学修养、又具行政效能的士大夫作为要务，“试职”成为察举制的关键环节，作为王朝政治基础的士大夫阶层形成。

第四阶段：东汉和帝至献帝时期。士人由士大夫转向名士。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帝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大都短命而亡，士大夫的精英代表——党人，为维护王朝政治与宦官、外戚势力进行殊死斗争，苦撑东汉王朝百余年而未亡，西汉、东汉王朝殊然不同的结局生动说明了士大夫不愧为王朝政治的坚强柱石。另一方面，党锢之祸对士大夫阶层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前面说过，士之于仕十分紧要，宦官、外戚深谙士人的要害，对士人出仕的禁锢就是掐住了士人的命门，虔心服务王朝不仅未获应有的回报，反而生存空间逼仄、精神茫然无依，在经过惨烈的现实打击和巨大的精神顿挫之后，士人与王朝渐行渐远，逐渐走入自我，转为名士。直至宋代新儒学（理学）产生，士大夫方才回归王朝政治。

游士—儒士—士大夫—名士，标明了士人走进王朝政治的轨迹，也述说了士人走进王朝政治的复杂过程，其间士人身份发生四次转变，总体趋势是此消彼长——士人主体性逐渐萎缩，王朝专制性逐渐强化。

宏观上看，中国古代士人政治身份的重大转变即从先秦儒士转变为封建士大夫的过程是在两汉完成的，这个过程既是士人对新的政治环境适应的过程，又是新的政治环境塑造士人的过程。从微观上揭示两汉四百余年中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轨迹，探索士人政治身份转变的历史意蕴，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士人的形成过程、性格特点、历史地位等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可从士人与政治关系的视角对汉代的历史作一种解释。

“士”的含义十分丰富，历代学者对士的解释千差万别。本书的“士”取其晚近之义，指西周宗法等级社会中贵族的最低等级。西周世卿世禄制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等级森严，恒定不变。士作为贵族的底层，有食田，接受六艺教育，拥有文化知识。春秋、战国“礼乐征发自天子出”的局面被打破，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世卿世禄制逐渐失去依存的历史条件，阶层间的流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贵族的最低等级、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士”阶层对历史的变革最为敏感，触动也最深，他们面临着两种结果完全不同的选择：要么保持禄位，向上靠拢，成为“士大夫”；要么失去特权，滑向下层，成为“士庶人”。在命运攸关的历史关头，士阶层总体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占有文化知识的优势，学优而仕，在社会阶层中最具活跃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简言之，以才智入仕构成士人的根本特征。

身处变革之世的战国诸子在对未来政治进行设计的同时，也着力寻求自身在未来政治结构中的最佳定位。秦以西戎小国兼并天下，显示了法家政治的巨大效能；秦至二世即亡，又暴露了法家政治的根本性缺陷：反人文性。而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尊重文明，崇尚人文理性和人文价值，这样，以儒化法便具备了内在的历史逻辑基础。汉承秦制，法家政治的性质因循未变，为避免重蹈亡秦覆辙，政治上大行儒化，两汉政治史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儒化法”的历史，反映在士人与政治关系上就是士人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

士人与政治的关系不外体现在实践和意识两个方面，也构成了本书叙述的两条线索。

实践方面，具体表现在吏、士关系上。秦行法治，政治的有效运作依靠通晓文法律令的“吏”来实现，吏构成法家政治的主体，这种局面入汉以后没有大的变化。秦的速亡，使汉统治者对峭刻寡恩的法吏深怀戒惧，遂行黄、老，倡导无为，于是出现汉初道、法并存，外道内法的格局。提倡黄老的目的在于以道家的无为淡化、弱化法家的恣行，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对“长者”的尊崇。“长者”在汉初已非自然人格，与道家隐者、儒家君子也不相同，而是一种社会、政治人格。其真实身份是“吏”，与严酷刻薄、多欲恣为的吏相反，具有敦朴、木讷、宽厚、谨严的气度，萧何、曹参即为典型代表。黄老政治以道化法，故又称“长者政治” 。

道、法在汉初并存，说明了二家本质上轻视文明、蔑视人文的一致性，由此也决定了黄老政治的限度，儒学开始担当起历史使命。武帝独尊儒术，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士人由游士向儒士的总体性改变，深远影响则是开启了儒士走向政治、与文吏相交融的历史进程。自武帝至新莽败亡这段时间内，儒术的影响主要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吏仍是行政的基本阶层，现实功利性促使他们注意到对儒术的吸收及对儒士的任用。此外，儒士恪守“君子不器” 的观念，使得他们与现实关系较为疏远，身份及角色的转换显得迟缓和滞后，由此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中的从属地位，“以经术润饰吏事” 或“以儒雅缘饰法律” 成为该时期士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特点。事物总是相反相成，文吏和儒士代表法、儒两种不同政治人格，在为政旨趣方面迥然不同，甚至对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 汉代，尤其在武帝以后的西汉，吏、士之间攻讦不息，但在攻讦的过程中双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为最终形成封建政治人格准备了条件。在汉廷禄利的导引之下，尚功利的吏习儒术，察举制以儒学为准的，激励文吏升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贤良方正茂才直言多举现任官”条揭示了这一事实。吏习染儒术便成为“循吏”，成为吏人心仪行修的楷模。另一方面，儒士要走入政治，必须改变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迂腐形象，兼习文法吏事，进行社会角色的自我转换。实际上，西汉履登公卿之位的“儒宗”大都有过为吏的经历，吏能成为儒者仕进的内在依据和条件，如董仲舒、公孙弘等皆然。不通世务的儒士最高职位是“博士”——充随员、备顾问而已。

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看，王莽转移汉祚、建立新室适应了以儒化法的历史潮流，而王莽的复古改制、败亡又恰好说明他违背了这个潮流，宣告了儒家理想主义的破产。《周礼》是儒者理想中的政治蓝图，缺乏现实的基础。

光武中兴，西汉灭亡的教训昭示，纯粹政治学意义上的以儒化法远远不够，首先必须符合集权政治的要求。光武、明、章三朝，一方面对儒学进行适应专制政治需要的改造，另一方面大力推行针对儒士的“吏化” 政策，促使其身份的快速转变。这样一来，就大大加速了武帝以来吏、士融合的进程，既有练事之才、又有专制政治意识的新型政治人格——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士大夫”的含义很复杂，但其基本含义是确定的：指士与官僚的结合体，或称为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结合。由吏、士融合而来，又不同于原来两阶层，兼具政治实践素养和专制政治意识，成为王朝统治稳固的组织基础。“士大夫”的名称也反映了士阶层的政治历程：从世卿世禄制社会中游离出来，以文化知识为凭借，由边缘走入中心，完成了身份的转换，获得了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这个过程反映了历史的理性发展过程。

士大夫阶层作为王朝统治的组织基础，与王朝政治有着共存关系。东汉章、和以后，宦官、外戚作为王朝统治的异质势力危害王权，士大夫便挺身而出，与其殊死斗争，经历政治斗争的残酷洗礼，苦苦支撑大一统政权达百年之久，与西汉王朝的速亡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这个刚刚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心理毕竟是脆弱的，对王朝的一片忠心换来的却是禁锢、贬徙、杀戮等残酷回报，心理在遭受剧烈顿挫后发生转向，与王朝政治开始发生疏离，走入自我，士大夫政治人格向名士转变：经学转向玄学，对时政的清议转向行而上学的清谈，对人物操行的品鉴转向风貌容止的品评。

意识方面，根据士人与专制皇权双方地位的消长变化，呈现出如下两种情况：当政治意识尚未一统时，士人主体性突出，表现为帝王师的角色，为帝王设计王朝的政治模式及为政方略；当政治意识一统时，士人的主体性逐步萎缩，逐渐沦为专制政治的附庸。综观两汉，以武帝独尊儒术为界，前后两个时期大体上反映了如上两种状况。武帝之前，士人先秦的游士身份仍未改变，扮演着帝王师的角色，在新的形势下对新的政治模式进行设计，陆贾、贾谊等为其突出代表。董仲舒以儒为主，兼采阴阳、法、墨等家，建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最终完成了王朝政治设计这一时代课题，战国诸子以来的政治设计至此终告完成。董仲舒的理论为武帝所采纳，从此儒术独尊，他是战国以来诸子的集大成者及终结者，从此游士总体上转变为儒士。

董仲舒号称“醇儒”，在于他虽“霸王道杂之”，但仍以先秦原始儒家思想为主要依据，如君臣关系上的相互制约，孝的观念主要限于伦理层面，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使受命论也使革命论具有了神秘的理论依据，民本观念受到高度重视，君权受到制约和规范等等。这些理论占据着武帝以后西汉士人的精神世界，并对西汉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汉政治衰坏、每况愈下之时，受命之说勃然而兴，汉祚已衰、新德必出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王莽以“新”德面目登上政治舞台，士人们就趋之若鹜了。王莽以几乎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皇权的平稳过渡。

光武建立东汉，以西汉灭亡为前车之鉴，注重对原始儒家政治意识的改造，关键之点是激励名节，把法家的“忠臣”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之中，使王朝政治意识内化。这样，士人的个体命运与王朝政治兴衰联为一体，士人成为王朝政治的坚强支柱，宦官、外戚专权时，士人们表现出崇高、凛然的气节，客观上尽忠、尽节于大一统王朝，与前汉末士人的附莽形成强烈对比，由此决定了后汉迥然不同于前汉的政治结局。

士人与政治关系的实践和意识两个层面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分离。士人走入政治，由边缘走入中心，展示了人文理性的进步，反映了历史的理性发展，士人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确认，这个过程当然也包括主体性的萎缩和部分传统价值观的沦丧，但其历史意义应予充分肯定。汉代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人格模式自此一直未变，维护了封建政治的稳定性，同时保证了古代文明的延续性及理性化特征，这些都值得认真探索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