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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这条“新的发展道路”，就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形而上学，并使西方哲学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它的转义，即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思维方法，而是指其本义，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哲学形态。“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
海德格尔的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形而上学产生之初，研究的就是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关注的就是存在物作为存在的那种本质，追求的就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初始本原”、“终极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作具体事物和特殊存在的“最基本依据”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中的“最高的智慧”。
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存在和世界终极根据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诞生。然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脱离现实的事物和现实的人，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甚至成为一种凌驾于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
这里，存在和存在者被混淆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本体之中，不管这种抽象的本体是“绝对理性”还是“抽象物质”。
同时，形而上学又逐步演变成一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自视发现了最普遍、绝对可靠、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从而能够推演出全部知识体系。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知识和科学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的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
。无论是作为“知识的总结”，还是作为“科学的科学”，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实际上既充当了科学的“运动员”，又充当了科学的“裁判员”，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已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成为一种“多余”的“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重申，“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
从历史上看，近代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
。在孔狄亚克眼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幻想和神学的偏见”。然而，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却使它事与愿违，即从提出以人为中心并倡导人道主义转到以物质为主体并“漠视人”
，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又变成了一架“机器”，那种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近代唯物主义把哲学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然体系”，这种“自然体系”成了消融一切的“盐酸池”，人和人的存在都被消融在这种“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之中。
这就势必导致哲学的转向，即探讨人及其认识活动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的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之所以是一次“胜利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的形而上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全部形而上学的发展，“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
。
之所以是一次“富有内容的复辟”，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的形而上学”是同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的，这种辩证法的实质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尽管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只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它毕竟“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因而使形而上学实现了“富有内容的复辟”。这种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像一条永恒的金带贯穿在黑格尔的“思辨的形而上学”中。
然而，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所以又从根本上彻底地剥夺了人的能动方面。这就是说，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消失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绝对理性”成为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因此，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并凸现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那种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理论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
实际上，费尔巴哈并未完成“结束”黑格尔哲学和“消解”形而上学的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真正创立“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和古代精神的批判；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力图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聚焦人的世界，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给予深切关注。
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本体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生存所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人正是在这种“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正是在这种“生产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转化为“人化自然”、人的存在的，“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
。实践是对象化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存在是对象性的存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
与形而上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存在”、“原初物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自然的物何以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或者说，是一种“不存在的自然界”
。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是人的存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
。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谈论存在问题的，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询问并回答关于存在的问题”。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物质的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
。这是其一。
其二，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这就是说，人是通过实践并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创造自己的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存在被赋予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从而使自然存在转化为人的存在即社会存在。“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
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肯定了存在物和存在的差异，而且阐明了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并认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这就凸现了存在的根本特征——社会性或历史性。
其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
。这就是说，资本不是物本身，但又是通过物并在物中而存在。同时，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资本又赋予物以特定的社会性质，使物成为“社会的物”。更重要的是，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种物化的根本特征，就是物主体化、人客体化，物具有“巨大的权力”，成为统治人、支配人的“物质力量”。换言之，资本不仅使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了，而且使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这就是说，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它不仅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可以看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批判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存在，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正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历史唯物主义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被认识以后才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正是在这里，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即“从后思索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
同时，在这个批判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逻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异化与商品生产、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任何物品一旦作为商品，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其秘密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由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异化使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海德格尔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由于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把人的存在看作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社会存在，把资本看作现实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便“使存在从存在者中显露出来”，从而使隐蔽着的存在的意义显现出来了。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便终结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起来了，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并由此终结了以抽象的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时代称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认为，“形而上学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存在。形而上学表示并似乎确定，它询问并回答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到这个问题。当它涉及存在时，只是把存在想象为存在者。虽然它涉及存在，指的却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终，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所谓形而上学提出存在的说法使我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结束了这一“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使哲学走出了这种“完全错误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应该说，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问题在于，在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像海德格尔所理解的那样，在“颠倒”形而上学之后又建构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告别了形而上学，终结了传统哲学。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抽象的存在”出发，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去理解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去“询问并回答关于存在的问题”，从而揭示出“社会的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并认为社会存在的本质不在其可感觉的实体性，而在其超感觉的社会内涵、历史内涵。所以，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助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世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自然存在转向社会存在。这一转换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就内容而不就表现形式，就总体而不就个别派别而言，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的这一名言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的奠基者和创造性的对话者，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