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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即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这三种形态的唯物主义在理论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区别在于：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孤立、静止、不变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这种传统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这种不合理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忽视了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主题转换，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来看，唯物主义具有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自然唯物主义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并以实证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属性。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并认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认识物质世界，而无须先行地对自己认识的前结构进行反思与批判；人们认识的不是自然物质向他们显现出来的现象，而是自然物质本身。更重要的是，自然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是一种脱离人、与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这种“抽象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仅仅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统统不见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变得漠视人了”。
正因为自然唯物主义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排除了历史过程来考察自然物质的，因而制造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可见，这种以“抽象的物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与以“抽象的思维”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是殊途同归，正如马克思所说：“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尽管费尔巴哈本人对唯物主义概念持一种保留态度，但他实际上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把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了起来，从而建构了人本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如果说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是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爱尔维修相同的是，费尔巴哈也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爱尔维修不同的是，费尔巴哈力图“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
。同时，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自然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的抽象性，因而指出，“斯宾诺莎虽然将物质当作实体的一种属性，却没有将物质当作感受痛苦的原则，这正是因为物质并不感受痛苦，因为物质是单一的、不可分的、无限的，因为物质和与它相对立的思维属性具有相同的特质，简言之，因为物质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
。为了与以“抽象的物质”为基础的自然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费尔巴哈“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
，并力图以“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
。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一旦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同时，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同样，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黑人就不是奴隶了。这就是说，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黑人的“人的本性”，而是黑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费尔巴哈恰恰不理解实践是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没有从社会关系去把握人的本质，所以，费尔巴哈力图从现实的人出发，可最终得到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
同时，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历史的自然”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那个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因此，费尔巴哈力图从现实的自然出发，可最终得到的自然仍然是“抽象的自然”，最终仍然陷入他所批判的“抽象的物质”之中。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上的不彻底性：一是在自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物质”为基础，实际上是悄悄地踏上了“唯心主义的方向”
；二是在历史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直接踏上唯心主义的道路。由于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以，“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根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及其深刻的内涵，“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我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最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
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从根本上混淆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区别，不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仅仅把人看作“感性对象”，后者则把人看作“感性活动”。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所以，它仍然“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包括”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则在于，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认为“对象、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和人与人“活动互换”的双重运动中，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关系下，自然物质被打上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烙印，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物质转变为“社会的物”。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正是这种“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关注的正是这种“社会的物”。葛兰西正确指出：“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
。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可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造成“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从而走向唯心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相互制约的。这种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对象、现实、感性”中，体现在“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包含、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一个新的哲学空间，即一个自足又完整、唯物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
由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按照传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与“应用”，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大林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以此为前提，斯大林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二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三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实际上，这三个特征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都已经具备了。这表明，斯大林也是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来谈自然、物质的。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为基础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抹平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把霍布斯的话“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当作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加以阐述。
把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推广”与“应用”到历史领域中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变形。在谈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斯大林指出，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生产力“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
。
在我看来，斯大林这一论述存在着双重缺陷：
一是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孤立地考察自然环境。斯大林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考察自然环境，没有意识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而在他那里，自然环境成了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单独的发展系列。斯大林视野中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只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地理环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二是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考察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由于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去考察自然环境，斯大林又必然脱离自然环境考察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换言之，生产方式、社会发展成了脱离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单独的发展系列。这里，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不见了，生产方式、社会发展似乎成了一种与自然环境、人的活动无关的运动过程。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并认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质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特殊的统一关系，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着社会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而是同一个“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不是两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确切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当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就同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种以物质实践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现存世界，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为“历史的自然”，“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这种“为我而存在”的矛盾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唯物主义对辩证法“望洋兴叹”。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的深刻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问题，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把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了起来，同时，也就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了起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是辩证法得以展开的空间。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内含着辩证法的这种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解释现存事物，而且从实践出发去否定、改变现存事物，并确认“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现实的否定变成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被作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而具体化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它变成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特征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着自身的否定。特定的关系状态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随着事物新秩序的建立。”
马尔库塞的这一评价合理而中肯。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辩证法的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的观点、否定性的辩证法和广义的历史境域，使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