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认为,唯物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这就是:自发或朴素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考察使我们得知,这是一个误解、一种误判。在这种误解、误判中,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被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这里,拟就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18世纪的法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康德断言,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卡西尔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理性载负着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产生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态度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风采,并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下简称“法国唯物主义”)又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解,总体上,法国唯物主义一直被称作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上,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个派别,即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
就理论起源而言,机械唯物主义派有科学和哲学双重起源:从科学上看,起源于牛顿经典力学;从哲学上看,起源于笛卡儿哲学。换言之,在牛顿和笛卡儿,或者说,在当时的科学和哲学的双重影响下,在法国唯物主义中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拉美特利(又译拉·梅特里)。拉美特利极为推崇牛顿和笛卡儿,认为,“如果哲学的领域里没有笛卡尔(又译笛卡儿——引者注),那就和科学的领域里没有牛顿一样,也许还是一片荒原” 。
17—18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确立了成熟的自然科学的两大原则:一是重复性原则,即世界服从于力学规律体系,而重复性是力学规律以至全部自然规律的根本特征;二是精确性原则,即支配世界的规律不仅可以被认识,而且可以用精确的量的关系去把握。牛顿的信念为18世纪法国科学家所接受,同时,经过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系统介绍,牛顿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18世纪的法国已经享有盛誉,它造就了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情绪,刺激着相当一部分思想家,包括法国唯物主义者把自然规律观念直接代入社会领域,并把社会和人还原为自然。一般来说,自然科学本无意向哲学献媚,但它又往往决定了哲学的面貌。牛顿经典力学的成功对法国哲学家来说既有诱惑力,又有压力,总之具有威力。正是科学的威力使一大批法国哲学家聚集在自然科学的大旗下,用机械论的观点去理解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并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派。
笛卡儿哲学体系包含着两个对立的部分,即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前者表达了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特点就在于,朝着用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实际上,笛卡儿是以力学运动规律为基础,把由地上获得的力学原则应用于天体现象以至整个世界,从而构造了一个具有反宗教神学意义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图景。不是别人,正是笛卡儿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观念移植到哲学中并造就了机械论的时代精神。如果说,笛卡儿的泛神论的形而上学成为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那么,他的物理学即唯物主义自然观则开启了近代反宗教神学的先河,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深刻地影响了拉美特利,同时,又使拉美特利停留在机械论的水平上。
“拉美特利详尽地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仿照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的模式写成的。” 的确如此。笛卡儿的“世界是机器”、“动物是机器”观念引导着拉美特利走进“人是机器”的观念。在拉美特利看来,人有“感觉、思想,辨别善恶”,“生而具有智慧和一种敏锐的道德本能”,但感觉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潜在的属性,同广延和运动一样,构成了物质的本性,所以,人“又是一个动物”。 这是其一。其二,和动物一样,人也是由原子结构组成的,人和动物在生理构造上“完全相似”,只不过“人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分一些,于是那个理性就产生了” 。“正像提琴的一根弦或钢琴的一个键受到震动而发出声响一样,被声浪所打击的脑弦也被激动起来,发出或重新发出那些触动它们的话语。” 其三,人与人在生理构造上也“完全相似”,只是由于“黑胆、苦脑、痰汁和血液这些体液按照其性质、多寡和不同方式的配合,使每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 。拉美特利极为强调“自然界的齐一性”,强调“自然禀赋这种一切后天品质的资源” ,并得出“结论”:“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 。
显然,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人。正是借助这种自然的人,拉美特利把人从宗教神学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自然的独立性,并要求承认人的天赋权利;同时,由于机械论的束缚,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拉美特利这里又变成了一架“机器”,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被遮蔽了。拉美特利力图建构一种“人体的哲学” ,这种“人体的哲学”实际上是把笛卡儿的动物结构学运用到人体结构上,并完全是从生物学、机械论来考察人的。就其实质而言,机械唯物主义派属于费尔巴哈所说的那种“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所以,就其理论归宿而言,以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 。
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是“现实人道主义” 。从理论上看,现实的人道主义起源于洛克哲学,其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
如前所述,机械唯物主义派起源于本土的笛卡儿哲学。笛卡儿哲学的确具有一种批判精神,它崇尚理性,并把个人的理性作为审视事物的尺度。隐寓在这种思想中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和觉醒,这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个人的研究开辟了思想道路。但是,笛卡儿哲学又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二元论的体系上,而且体现在反神学的不彻底性上。笛卡儿运用演绎的方法编织神话之网,上帝则在这个网上占据中心地位。“神的真实性就被设定为绝对认识与被绝对认识者的实在性之间的绝对纽带” 。黑格尔的这一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更重要的是,笛卡儿把反封建的斗争限制在思想范围内。笛卡儿明确指出,他“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显然,这种观念和作为法国政治变革先导的启蒙哲学是不相容的。“启蒙哲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努力,不是反映和描绘生活”,而是“塑造生活本身”,其“任务不仅在于分析和解剖它视为必然的那种事物的秩序,而且在于产生这种秩序,从而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和真理”。 这就是说,以笛卡儿哲学和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派无法全面完成启蒙哲学的任务。
因此,另一部分法国哲学家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作为法国革命哲学依据的学说。“那时,人们除了要对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进行否定性的批驳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肯定性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需要一部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纳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智起源的著作适时地在海峡那边出现了” 。于是,他们便把视线转向海峡彼岸的英国。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走在欧洲大陆的前面,新的时代精神总是在英国抛头露面。而此时,英国的哲学微风也漂过英吉利海峡吹到了法国上空,洛克哲学被引进到法国。法国资产阶级像迎接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热烈欢迎洛克这一舶来品。在这一部分法国哲学家看来,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可以得出改造环境、变革社会的结论,因此,应当把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作为法国革命的哲学基础。
洛克哲学全面探讨了认识的起源、界限和知识的确定性,并从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集中而系统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论”。按照洛克的观点,思辨理性没有天赋观念,实践理性同样没有天赋观念,道德观念是由教育和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倾向指向人的利益,而人的利益的实现需要社会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纽带的道德原则。所以,人是根据利益创造社会和道德原则的。可以看出,反对宗教神学,肯定人的利益,提高个人的地位,这是洛克批判“天赋观念论”的意义所在。显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既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内涵。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双重含义,即认识论性质和政治内涵深深地触动了爱尔维修的心灵,直接成为爱尔维修哲学的出发点和先导。马克思指出:“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
爱尔维修哲学“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体现在,爱尔维修从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提取出“感觉”这一概念,并把感觉看作人的存在方式,看作连接意识与客观外界的桥梁。由此,爱尔维修认为,通过感觉,人一方面不断地认识外在世界,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认识;另一方面把存在于内心的关于自由的欲望和要求变为外在的争取自由的活动。换言之,通过唯物主义感觉论,自由不再诉诸内在精神,而是诉诸外在环境,诉诸改变外在环境的活动。根据第一方面,爱尔维修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命题;根据第二方面,爱尔维修又提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命题。与孟德斯鸠强调自然环境不同,爱尔维修强调的是社会环境,他提出这两个命题的宗旨是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人的智力天然平等,人的性格受制于社会环境,所以,要改变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爱尔维修哲学所具有的“真正法国的性质”体现在,人成了爱尔维修特别关注和精心研究的课题,其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中心就是要解决人如何享有幸福生活的问题,正如爱尔维修自己所说,“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这种幸福既取决于支配人们生活的法律,也取决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 。围绕着个人利益,爱尔维修展开了对人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在爱尔维修看来,人生来既不“好”,也不“坏”,人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是利益把人们结合起来或分离开来,使人成为“好”的或“坏”的。“如果说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的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 。爱尔维修高度重视个人利益,同时,又没有否定社会利益,相反,他谋求利益的和谐,并认为社会利益是一切美德的原则,是一切立法的基础,“公共的福利——最高的法律” 。因此,应以社会利益为“永恒不变”的原则变革政体,创建合理的社会制度,谋求利益的和谐。
可以看出,爱尔维修实际上是把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引入了伦理学的范围,并力图建立一种实证科学的伦理学。正如爱尔维修本人所说:“我们应当象研究其他各种科学一样来研究道德学,应当象建立一种实验物理学一样来建立一种道德学。” 爱尔维修实际上是把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伦理学结合了起来,其批判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即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在这一思想的背后,就是18世纪法国生活实践和文化氛围的变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所要求的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这样,经过爱尔维修的改造,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这个从英国吹来的哲学微风又夹杂着政治雨丝,而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本身简直是风雨交织,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风暴。爱尔维修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 ,初步实现了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从而为法国革命找到了哲学依据,并为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奠定了“逻辑基础”。
通常认为,爱尔维修同时提出的两个命题,即“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是一种逻辑矛盾、循环论证,陷入了“二律背反”之中。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人与环境的确处在一种相互作用之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在我看来,“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朴素的相互作用观点。相互作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排除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对相互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绝不取消相互作用,而是要求发现引起相互作用的基础。“合理形态”的相互作用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内在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辩证逻辑。实际上,爱尔维修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同时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环境”这两个命题,而是在于他仅仅停留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上,没有去进一步探寻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就理论归宿而言,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即人本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 ,“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是因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因此,“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 。
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漂流到意大利,影响了意大利的思想领域,而且折回到英国,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功利主义,更重要的是,又返身于法国,在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基础”。爱尔维修本人因此被誉为“道德界的培根”。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爱尔维修是一个转折点,以其“现实的人道主义”为标志,自然唯物主义开始衰落,人本唯物主义开始兴起,并由此启示我们重新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传统的观点把唯物主义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即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认为这三种形态的唯物主义在理论主题或观察世界的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区别在于: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孤立、静止、不变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这种传统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这种不合理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忽视了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主题转换,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贡献。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来看,唯物主义具有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了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自然唯物主义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并以实证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属性。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并认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认识物质世界,而无须先行地对自己认识的前结构进行反思与批判;人们认识的不是自然物质向他们显现出来的现象,而是自然物质本身。更重要的是,自然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是一种脱离人、与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这种“抽象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仅仅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统统不见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变得漠视人了”。
正因为自然唯物主义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排除了历史过程来考察自然物质的,因而制造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可见,这种以“抽象的物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与以“抽象的思维”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是殊途同归,正如马克思所说:“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尽管费尔巴哈本人对唯物主义概念持一种保留态度,但他实际上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把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了起来,从而建构了人本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如果说爱尔维修的人本唯物主义是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爱尔维修相同的是,费尔巴哈也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爱尔维修不同的是,费尔巴哈力图“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 。同时,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自然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的抽象性,因而指出,“斯宾诺莎虽然将物质当作实体的一种属性,却没有将物质当作感受痛苦的原则,这正是因为物质并不感受痛苦,因为物质是单一的、不可分的、无限的,因为物质和与它相对立的思维属性具有相同的特质,简言之,因为物质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 。为了与以“抽象的物质”为基础的自然唯物主义划清界限,费尔巴哈“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 ,并力图以“现实的自然”和“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 。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一旦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同时,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 。同样,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黑人就不是奴隶了。这就是说,使黑人成为奴隶的,不是黑人的“人的本性”,而是黑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费尔巴哈恰恰不理解实践是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没有从社会关系去把握人的本质,所以,费尔巴哈力图从现实的人出发,可最终得到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
同时,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历史的自然”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那个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因此,费尔巴哈力图从现实的自然出发,可最终得到的自然仍然是“抽象的自然”,最终仍然陷入他所批判的“抽象的物质”之中。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上的不彻底性:一是在自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物质”为基础,实际上是悄悄地踏上了“唯心主义的方向” ;二是在历史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直接踏上唯心主义的道路。由于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以,“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根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 及其深刻的内涵,“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
我不能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最新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 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它表明,普列汉诺夫从根本上混淆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区别,不理解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前者仅仅把人看作“感性对象”,后者则把人看作“感性活动”。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所以,它仍然“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包括”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把自己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则在于,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认为“对象、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和人与人“活动互换”的双重运动中,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关系下,自然物质被打上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烙印,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物质转变为“社会的物”。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正是这种“人化自然”、“历史的自然”,关注的正是这种“社会的物”。葛兰西正确指出:“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 。
从形式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可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造成“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从而走向唯心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相互制约的。这种相互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对象、现实、感性”中,体现在“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包含、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一个新的哲学空间,即一个自足又完整、唯物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
由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按照传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与“应用”,是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大林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以此为前提,斯大林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一是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二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三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实际上,这三个特征在近代唯物主义那里都已经具备了。这表明,斯大林也是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来谈自然、物质的。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为基础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抹平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把霍布斯的话“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当作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加以阐述。
把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推广”与“应用”到历史领域中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变形。在谈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斯大林指出,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生产力“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 。
在我看来,斯大林这一论述存在着双重缺陷:
一是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孤立地考察自然环境。斯大林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考察自然环境,没有意识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而在他那里,自然环境成了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单独的发展系列。斯大林视野中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只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地理环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二是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考察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由于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去考察自然环境,斯大林又必然脱离自然环境考察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换言之,生产方式、社会发展成了脱离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单独的发展系列。这里,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不见了,生产方式、社会发展似乎成了一种与自然环境、人的活动无关的运动过程。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并认为自然环境的特殊性质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特殊的统一关系,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着社会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而是同一个“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不是两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确切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当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就同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种以物质实践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现存世界,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肉体组织、思维结构和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为“历史的自然”,“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这种“为我而存在”的矛盾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之前众多哲学大师的“滑铁卢”,致使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唯物主义对辩证法“望洋兴叹”。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的深刻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问题,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把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了起来,同时,也就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了起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是辩证法得以展开的空间。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内含着辩证法的这种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解释现存事物,而且从实践出发去否定、改变现存事物,并确认“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现实的否定变成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被作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而具体化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它变成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特征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着自身的否定。特定的关系状态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随着事物新秩序的建立。” 马尔库塞的这一评价合理而中肯。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辩证法的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实践的观点、否定性的辩证法和广义的历史境域,使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哲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