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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自觉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力图揭示这种变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贝尔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基础的新变化，认为“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的）、现有的权力的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迅速消蚀”
。贝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从技术水平、生产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到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再到自我的心理结构、社会认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化，较全面地分析了随着网络兴起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来说，不管他们的分析是否正确，这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作出的新的思考及其对理论的历史意识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后马克思主义自觉吸收了当代社会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展示出广阔的问题域。在一定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科壁垒，将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融为一体，并把许多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关注或较少关注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思想建构中，不仅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果，而且吸收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媒介文化批评理论等思潮，论述的问题涉及哲学、社会学、符号学、媒介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此外，高兹对生态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苏贾对地理学的反思、哈特曼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系的思考、齐泽克对当代电影的分析……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的理论画面。在这些思考中，不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有效性，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评态度，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将这一批判精神融化到特定的理论分析中。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中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呈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但是，正是在这里，后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根本性的理论困境中。后马克思主义想在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策略，把不同的主体和不同领域的斗争结合为“统一化”的斗争，并坚信“解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激发进步、解放和革命”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激进的姿态是真的面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仅仅是一种话语革命？
正是基于这种反思，西方许多学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质疑与批评。按照格拉斯的观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拒绝，与其说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修正主义。这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对阶级观点的否定；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解放作用的社会主义的否定；三是把社会与历史置于一种话语与理论框架中，而这正是传统修正主义的方法。
在雷诺兹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的确，这个标签出现在极其多样的语境中，遮蔽了它所采取的各种论断的异质性。也许把它看作是一出有关斗争的戏剧，或者看作是某种理论运动更好”
。
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体的多样化，特别是看到了一些“边缘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多元化，但它又没有解决如何使这些多元抵抗运动形成具有集体意志的斗争主体，构成具有明确目标的批判运动这一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把一切具有社会规定性的内容都化解为一种话语逻辑，并认为只有话语逻辑才是社会的真实存在，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转换为一种话语革命理论，并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在我看来，这种转换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与悲凉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是兴盛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