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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波兰尼的著作《个人知识》中。在这部著作中，波兰尼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来指称斯大林逝世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解放过程。所以，波兰尼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后斯大林主义”。只不过在波兰尼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同一个概念。
波兰尼之后，不同的学者赋予“后马克思主义”以不同的含义。杰姆逊断言，伯恩施坦是“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认定，黑格尔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图雷纳力图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柯亨则力图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层理论”奠定基础；贝尔自称“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其主导思路又显然不同于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一个使用得较为混乱的概念。
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流派，它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因此，界定明确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我宁愿把后马克思主义看作两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题、某些观点而展开的争论。因此，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时，应当分清其中不同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后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利奥塔、鲍德里亚是第一种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
早期，利奥塔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重要成员，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革命。但在后期，利奥塔脱离了“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并否定马克思主义。按照利奥塔的观点，辩证逻辑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纯粹的风格语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再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辩证逻辑的发展方式；马克思的思考仍然是以一种理性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对统一性的追求，属于“元叙事”；正是“元叙事”使得现代科学合法化和社会体制权力合法化了。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利奥塔反对以矛盾的二元对立为动力的总体性理论，强调“对总体性发动战争”，“激活差异性”。
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全面批判：“二分原理的社会基础，即阶级斗争，已经朦胧得失去了任何激进性，批判模式终于面临失去理论根据的危险，它可能沦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希望’，一种为了荣誉而以人的名义、理性的名义、创造性的名义或社会类别（如第三世界或青年学生）的名义提出来的抗议，这个社会类别在最后时刻被赋予批判主体的功能，但这样的功能从此将变得不大可能”
。为了逃避“元叙事”的制约，一种以误构为取向的后现代知识或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利奥塔的理论取向。这种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论形态。
与利奥塔一样，鲍德里亚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早年，鲍德里亚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符号学理论的融合，但在这种理论运演过程中，鲍德里亚的思路与马克思的逻辑产生了背离。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主义以生产理论作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在幻象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证明。
通过劳动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的自然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原始社会分析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析批判，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在关联批判这五个批判，鲍德里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能够真正取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是以消费模式为中心的象征交换理论，只有象征交换理论才能超越现代理性和形而上学。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批判，对阶级主体的解构，使鲍德里亚将各种“边缘人”作为斗争的主体，并认为对这个世界的最终反抗只能是病毒、癌变等方式。鲍德里亚逐渐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最终告别了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是第二种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
德里达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力图建立一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
在德里达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同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而且“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
这就是说，解构、批判、激进化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具有同样的功能。德里达之所以想建立这样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并“结出硕果”。
另一方面，这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所要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区别开来的，因为后者被纳入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之中，被固定在劳动、阶级这些基本概念中，是必须抛弃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主义的根本精神或本质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的演绎中呈现出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论体系都被抛弃了，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批判精神就难免虚无缥缈了，只能成为“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成为“某种允诺”。对德里达来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喻示着一种乌托邦精神，一种理论意象。在这里，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批判变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解构。
与德里达后马克思主义思路相近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拉克劳和墨菲的努力，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后结论”都得到了阐述和总结，并由此获得了一种招牌式的效应。拉克劳和墨菲也因此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典型代表，而《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则被称为“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拉克劳和墨菲明确表达了他们的理论意图，并对后马克思主义作了精心规划和细致阐述。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为了按照当代的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它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通过减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负与有效性范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层的东西，即通过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和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倾向，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决裂”。“只有抛弃了任何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优先地位为基础的认识论特权，我们才能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清晰地申明：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领域中。已经不再可能去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阶级和主体性概念，也不可能再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当然也不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的透明性社会的看法。在这本书中，如果我们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的。”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主体理论、阶级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成为拉克劳和墨菲重新审视的对象，都受到了他们的理论改造。拉克劳和墨菲在理论目标上将自己的理论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但这种归属又是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完成的。
以“链接”的方式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领域的斗争“缝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激进批判力量，这是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是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形式已经多元化，各种边缘人群、各种社会领域、各种“新社会运动”，如绿色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少数族群运动以至同性恋等，都成为反抗不平等、抵制压迫、建立新的权力关系的斗争主体和斗争场所。这是其一。
其二，在这样一个主体多样化、对抗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坚持本来就成问题的阶级斗争观念已毫无意义”
，通过一个作为“普遍主体”的特定阶级来解放全人类已绝不可能。
其三，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建构激进民主，而激进民主就是承认社会主体的多样性，确认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的普遍主体、永恒中心；哪一个主体能够把社会的多重主体链接成一个“联邦体”，哪一个主体就获得了政治认同的主导权，即获得了“霸权”。为此，拉克劳和墨菲力图改造与超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走向一种新的霸权概念”。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在主导规定上，霸权是指市民社会中具有政治规划意义的文化领导权；在霸权的建构中，经济具有根本作用，主体是无产阶级，霸权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阶级之间的联合，尤其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
拉克劳和墨菲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进行了改造：首先，以后期维特根施坦的话语理论将霸权改造为一种具有话语链接特征的概念；其次，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对霸权进行一种多中心化的解释，认为霸权是由各种不同质的内在要素构成的链接体，而各种要素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最后，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反对任何来自中心的解释，强调对经济决定作用、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的解构。
这样一来，霸权概念就具有了后现代意蕴。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当下的社会是由话语链接而成的，“霸权”经过改造后恰恰构成了链接各种不同主体并构造激进批判主体的重要方案，是建构激进民主的重要策略。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试图在20世纪晚期从作为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马克思主义，并对之进行调整、重新定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
。西姆的这一评价具有合理性。拉克劳和墨菲的确想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呈现出新的意义”，并认为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才能“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拉克劳和墨菲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甚至“根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
可问题在于，拉克劳和墨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最具独特性，也是最具内在矛盾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以同马克思主义脱离、决裂的方式来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可是，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
与上述两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逻辑的，是丹尼尔·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
在贝尔那里，“后马克思主义”是与“后工业社会”密切相关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就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
，已经蕴含着能够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路，蕴含着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素。
具体地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两种社会变革的图式。一种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图式，这是一种纯理论的图式，是一种阶级分化和斗争的图式，最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来临。另一种是《资本论》第三卷的图式，这一图式的核心在于，银行体系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开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一是银行体系的出现使一切可用的社会财富被交给资本家使用，资本积累开始以社会的方式完成；二是股份公司的产生使所有权与管理权发生分离，指挥生产的不再是资本家而是经理；三是白领工人不断增多，中产阶级正在形成并不断扩大。
按照贝尔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第一种图式是显性的、主导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按照第一种图式运转；第二种图式是隐性的、微弱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它蕴含着能够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是在与第二种图式“对话”。在这样一种思考的基础上，贝尔把自己依据《资本论》第三卷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并指责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先河。
贝尔坚持从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杰姆逊、贝斯特、凯尔纳等人身上得到延伸和体现。与贝尔相同，杰姆逊等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坚守马克思主义，并认定马克思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的“恰当立场”；与贝尔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不同，杰姆逊等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力图吸取后现代主义的成果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尽管杰姆逊否定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力图建构的能够说明“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工业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
贝斯特和凯尔纳则一方面结合后现代主义，想建立一种合乎当代社会的多向度、多视角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又针对后现代主义缺乏一种受社会制度中介的、能动的自我理论，强调在制度、话语及实践中建构新的主体，并重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成分，必须将经济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核心要件。“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消费社会、媒体、信息、计算机等现象时，马克思的范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和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提到了知识和信息的至关重要性，并将之视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但是，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决定着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和商品将被生产和分配”。因此，利奥塔、鲍德里亚等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割裂开来，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