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逝世之后被“神化”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释迦牟尼不用说，即使孔子也被请进庙里，像神一样被供奉起来，享受春秋二祭。同时，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逝世之后被“矮化”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不罕见。两极相通，一个思想家被“神化”到一定程度便会被“矮化”。所以，同一个思想家逝世之后，在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神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中被“矮化”，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马克思似乎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凯歌前行的年代，马克思一度被“神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了，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绝对真理体系。可问题在于，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绝对真理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了。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之后的年代，马克思又被“矮化”甚至“丑化”了。苏东巨变，使得马克思在思想文化的论争中不仅没有成为“原告”，反而或明或暗地成为“被告”，其“形象”任凭“原告”的言说被随意涂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能不为“缺席”的马克思辩护。所以，本书定名为“为马克思辩护”。

辩护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马克思“辩护”，“事实”就是马克思的文本，“准绳”就是当代实践。在我看来，为马克思辩护必须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文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的全部论著都是重读马克思的结果，或者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当然，我注意到，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的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并企望走进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或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或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或理论局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自动延伸、金融的全球危机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新关注马克思。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重读马克思再次成为“热点”。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风流犹拍古人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伟人如此，我这个凡人更应这样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变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传统哲学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语），为什么在当代“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德里达语）。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时进行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和法国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理论，而且是资本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便映现出一个多维视界中的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马克思为什么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哲学的，或者说，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什么？

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智慧”。可是，在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看来，“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石里克语）。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语），“理智地消除以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马尔库塞语）。

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见解：“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是同科学一起诞生的。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石里克语）。

在我看来，这是科学史、思想史的正常现象。科学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自己的对象、性质、内容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也不可能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其中，科学主义哲学着重对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人本主义哲学注重对人类存在的价值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要关注自然科学。哲学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哲学水平往往依存于自然科学水平。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本无意向哲学献媚，可往往又决定了哲学的面貌。“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人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就“变得枯燥乏味了”，此时应当改变哲学的这种存在形态。可哲学又不同于科学。哲学不仅讲规律，而且讲意义，即着眼于规律性判断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哲学不仅要关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思考，而且要把握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以至审美关系。哲学不是李尔王，绝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我们应当注意，自然科学的内容是共同的，它没有个性，也不能有个性；哲学不仅包含着共同的内容，而且凝聚着哲学家个人特殊的人生体验，如同文学一样，哲学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哲学，康德哲学不同于苏格拉底哲学，孔子哲学更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如此等等。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更要关注政治。在1842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因此，哲学要关注“时代的迫切问题”，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这一见解正确而深刻。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甚至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我们不能把哲学政治化，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哲学的政治性。实际上，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价值。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眼界，又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才能把握时代精神。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批判理论。

哲学具有历史性，同样，哲学要“为历史服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只有在“批判旧世界”中才能“发现新世界”，只有“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才能引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换言之，哲学是通过批判“为历史服务”的。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

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应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而展开其全部内容，“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人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哲学总是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因而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这就是说，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

实际上，人生观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观问题，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也不仅仅是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饮食男女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这就是说，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能仅仅“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相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使哲学这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换言之，哲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因此，哲学的理论批判必须“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即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把存在看作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看作历史的存在或实践的存在，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而改变世界。

这就是马克思对哲学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必然促使马克思建构一种新哲学。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在对世界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把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本体。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马克思语），西方哲学掀起了反形而上学的浪潮。孔德和马克思同时举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大旗，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

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与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在时代性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现代精神对近代精神和古代精神的批判。所以，孔德和马克思同为传统哲学的终结者与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但是，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与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在指向性上又具有本质不同：孔德认为，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自然科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力图用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马克思则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为此，马克思力图建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语）。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见物不见人”。恰恰相反，马克思哲学的旨趣就在于，“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语）。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看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辉煌的远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马克思的哲学展示出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在我看来，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这样，马克思便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换为“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探讨引导着马克思探讨人的生存本体，这就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语），对人的生存本体的探讨又促使马克思探讨如何改变世界，这又使哲学从重在“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重在“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由此，马克思的哲学便终结了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

当马克思把目光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的存在的依据。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本身的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在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的。因此，实践成为人的生命之根和立命之本，构成了人类特殊的生命形式，即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

同时，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实践是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并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重建世界。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语）。实践因此又构成了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本体。

这就是说，实践既是人的生存的本体，又是现存世界的本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性变革，就是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其中，关键就在于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本体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即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换言之，实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马克思语）的关系。应该说，在各种矛盾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矛盾关系“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致使唯物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望洋兴叹”，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遥遥相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咫尺天涯”。而马克思哲学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实践深入而全面的剖析，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唯物主义与人的主体性“吻合”了起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也达到了统一。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本体论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而实践本体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现了存在的根本特征——社会性或历史性。海德格尔独具慧眼，自觉地意识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这一特征：“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物质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呈现为劳动的质料。”这一见解具有合理性。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的整个世界的“初始物质”或“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对象、现实、感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因此，“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语），从而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

这样，马克思便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结合了起来，从而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卢卡奇语），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

从表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社会或人类历史，似乎与自然无关。但问题在于，社会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物”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社会关系。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内在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得以展开的境域；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因此，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自足又完整、唯物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一种“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语）。

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三个不同表述：用“历史唯物主义”表述马克思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用“辩证唯物主义”表述马克思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用“实践唯物主义”表述马克思哲学，则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维度。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三个理论特征，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

重读马克思，使我认识到，资本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马克思的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变革与重建，是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从历史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之初，研究的就是“存在的存在”，力图把握的就是“不动变的本体”。这就是说，形而上学一开始就是与本体论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本体论“就是抽象的形而上学”。因此，马克思在变革和重建本体论的同时，进行了形而上学批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而是把形而上学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了起来。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而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现实，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语）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及其同一性。用阿多诺的思想来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是形而上学批判，还是意识形态批判，都应当而且必须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语）。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即资本批判。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它体现在物上并赋予物以特有的社会属性；资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并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换言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现代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重大的哲学意义。

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一言以蔽之，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60多年，已经“过时”。这是“傲慢与偏见”，而且是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原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怎样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个原理。如果违背这一原理，那么，无论造出的船多么“现代”，也必沉无疑。由于从根本上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所解答和关注的问题仍然契合着当代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具有内在的当代意义。在当代，无论是用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还是用新历史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抑或是用后现代主义、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同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马克思不是上帝，而是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马克思哲学不是启示录，而是科学，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深度融合；马克思哲学不是“学院派”，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高度统一。早在马克思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重读马克思不能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哲学到哲学史，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

我始终认为，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哲学家不应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腹藏机锋、口吐偈语、谈玄论道，说着一些脱离现实、不着边际的话；哲学家不应像魔术师那样，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哲学家也不应像吐丝织网的蜘蛛那样，看着自己精心编织的思辨之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水中的月亮为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为眼前的人。哲学家似乎超凡入圣，可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能不在现实的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拟订解决问题的方案，所谓超前性也不过是对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在形式上极为抽象，可仍然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现实的，都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

哲学与现实的“对话”是在一种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的：一方面，哲学不能脱离现实，必须直面现实问题，解答时代课题、现实问题，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成为无根的浮萍；另一方面，哲学又必须进入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引导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既要深入现实，又要超越并引导现实。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存在就是市场经济实践。正是在同现实，尤其是在同市场经济实践的“对话”中重读马克思，使我切实感受到一个“鲜活”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从时间上看，马克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从空间上看，马克思离我们却越来越近了。诗人臧克家有两行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我看来，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的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