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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仅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而且现代观念也无法涵盖。哈桑由此认为,可以用“后现代”来命名这些不同于“现代”的现象,并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性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表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可以说,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还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他的历史观具有优越性。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 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福柯认为,支配法国乃至当代批判思想的三个基本来源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三位大师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共同开辟了当代解释学的道路。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是在解释资产阶级对生产的解释,而不是在解释生产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本质,即对日常价值观念的掩饰,实际上否定了通常所谓的“深层意义”或“真理”。福柯“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建立在任何18世纪模式的基础上”,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

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了”,“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 ;马克思哲学借助于辩证法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话语,问题恰恰在于,“现在正是辩证逻辑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纯粹的风格语言”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启迪哲学,即后哲学文化,它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意识,其目的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罗蒂强调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裂痕。

杰姆逊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马克思的哲学绝不是什么“唯生产的、简约的、过时的整体论话语”,相反,它是一种更为宏大深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而“其他批评方法的权威性只是来自它们同某个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或者同迅速增生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的一致性”。 因此,当代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论述,涉及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各异、取舍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部分得以彰显。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直接关涉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以及马克思哲学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西方思想界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主题,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质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马克思哲学真正“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并“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见解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而且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相符。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 ,而马克思哲学从一开始就批判柏拉图主义并“拒斥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对一种更高的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哲学的根本特点,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柏拉图哲学使“善、目的的这一抽象规定转化为囊括世界的、全面展开的哲学” ;这种对抽象普遍性的崇拜必然导致神秘主义,从而为后来的基督教精神创造了思想前提。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理论先驱尼采与马克思不谋而合,认为柏拉图哲学把善作为最高理念,是“先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气味十足”。

“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必然促使马克思批判整个形而上学。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了“形而上学”,并认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 。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关注的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或“终极存在”,不仅“本体”在其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人本身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 ,即“终结形而上学”,使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关注“人类世界”。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样确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但它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本体、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关注着人的存在和人的解放。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不是为了占有“全部真理”,而是无限地追求真理;不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而是“为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拆解”。在马克思这里,“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中,实践范畴仅仅被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范畴,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实践的存在论意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强调,旨在突破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谱系,以立足于从人的活动来理解社会存在。应该说,这一见解深刻并具有启示性,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确具有存在论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使存在和人的存在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原创性活动,人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之后,就通过实践进入存在的组合中,并以自身赋予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从而使存在具有“为我而存在”的性质;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因此构成了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因此,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存在于认识论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

正因为实践具有存在论意义,所以马克思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和理解人类世界,来审视、评价和改变以往哲学的范畴和规范。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为之旋转的真正的太阳,只有把“实践”作为主旋律导入马克思哲学这一宏伟的交响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才能表现为美妙的和谐。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同时蕴含着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确认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必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的确如此。马克思哲学在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中预见到“后现代”,即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因而它与西方当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可相容。同时,西方当代哲学的其他流派都是从人类世界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世界归结于这一侧面、环节、关系,因此它们并未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人类世界;马克思哲学则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其本身成为一个思维整体,因而“不可超越”,并构成了西方当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源头活水。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当代哲学的其他流派只是同“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相一致,而马克思哲学则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当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各就其位”,“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马克思哲学的确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由于把握住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我比杰姆逊本人更深刻地理解他的这一重要命题。

当然,我同时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嵌入共产党人建构的“实体”之中,并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二是马克思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三是马克思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他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

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赞赏的是马克思哲学中重视非确定性、非中心、非基础性的一面,批评的是马克思哲学中强调确定性、中心性、基础性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解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又解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系统,重新直面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使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长期以来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成分得以“苏醒”;后现代话语倡导异质性和边缘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即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之外的马克思哲学,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以及人和自然、东方和西方关系的论述,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是以零散、疏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段而非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其意图在于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哲学进行解构,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隐或显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当马克思哲学被发挥成一种批判性的政治观念时,其原初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就受到严重抑制,从而不可能贯彻始终。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 XVNo0fTP9kpZoGfJns/L1VxhZmZiIw+g4mHcEop8HjVZwIxbzBWx4pBiwknFI7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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