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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与区域间协调发展始终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均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成果，进而推动形成新时代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是探索区域发展道路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我国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战略部署，积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了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探索了中国特色区域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重大战略推动下的区域优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理念，旨在通过高层次的政策规划和战略决策，促进国家和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包括：确定重大战略导向，国家针对关键挑战和机遇而制定的全面的、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旨在引导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明确区域优序，考虑各区域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认识到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差异，并据此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区域协调发展，强调通过合理的政策和资源配置，促进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优序发展，要求在全局上对各种区域发展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充分论证和综合考虑，划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方阵。制定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需要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和规划下进行。这不仅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涉及社会结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布局。此外，我国的区域优序发展强调公平性和包容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等，确保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重大战略推动下的区域优序发展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通过重大战略的引导和制度优势的运用，不仅指出了各区域应按照自身特色和优势发展，还强调了区域间的协调与平衡，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是我国建设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我国人多地少，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显著，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总体看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要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既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区域，也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因此，“要推动一些中心城市地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城市群功能，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共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推进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不能盲目“摊大饼”，需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力控制大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组团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城市群结构。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以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成为新时代大城市及城市群引领区域发展的战略路径。
有效市场引导下的区域分工发展指的是，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辅以适当的政府引导，根据各地区的条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分工、优化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包括：有效市场主导，强调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实现区域分工，尊重和保障各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鼓励各区域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和比较优势，专注于某些产业或领域，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前提下，通过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促使区域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推动互补性产业发展。
有效市场引导下的区域分工发展具有市场导向性和区域开放性的特征。该理论强调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机制调动资源配置，实现各地区优势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机制完善的基础上，注重地区间优势互补，鼓励跨地区资源共享与交流，进而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网络。在区域专业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我国有效市场引导下的区域分工发展理论得到进一步升华，更侧重于各区域在市场机制下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和经济结构进行相对优势的发展，以及政府更多地扮演市场监管和资源配置的角色，以期真正有效地促进资源流动、产业调整升级和推动地区间优势互补，从而达到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有效市场引导下的区域分工发展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揭示了市场机制对区域资源调节、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供需机制、竞争机制，因地制宜、分工协作、分类推进，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形成联动势能，进而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为全国发展探路目标下的区域率先发展指的是，基于全国整体战略规划，兼顾地区间经济差异，赋予具备创新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以特定使命，通过率先实施战略性发展，为全国发展探路，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地区均衡协同发展。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点包括：为全国发展探路，立足于为全国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鼓励优势区域发挥示范突破带动作用，为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区域率先发展，挖掘各区域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倡导先行先试，实现区域资源优势的互补和合理配置；发展经验共享，以区域率先发展引导各地区形成互补优势，以经验共享加强地区间的良性互动，在突出地区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各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平衡。
为全国发展探路目标下的区域率先发展理论，具有综合谋划和试点先行的特征。从全局性上将试点政策有机融入国家政策发展战略，遵循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从灵活性上充分发挥试点地区的实验场作用，减缓了改革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震动，使之更加稳健可控；从协同性上鼓励地区间经验共享和良性互动，以发展谋求各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动态平衡，确保了各地区在整体上形成发展合力。
为全国发展探路目标下的区域率先发展理论，其实践意义在于：揭示了推动国家战略在地方先行先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和展示，即通过制定全国性的战略框架、兼顾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性，引导各区域在率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协同、互补的格局，进而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因此，必须基于国情，通过有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激发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国的区域发展要求由以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为主，转变为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与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地方制度环境、区域治理能力等方面差距并重，多目标发展走势明显，不仅要关注先发地区的先行先试，更要关注后发地区现代化的跨越。
基于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我国为实现区域层面优序发展和全国层面共同富裕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从设立经济特区到推进沿海开放，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立为区域发展战略导向，统筹部署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形成了以差异性定位、协调化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同经济板块有其特定的优序发展内涵。
我国的区域经济优序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成就。首先，通过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成功缩小了东西部及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水平。其次，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东部地区加强创新和产业链水平提升，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西部地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促进了经济多元化。再次，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长江经济带等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极点，不仅自身发展迅速，还通过点轴系统与周边地区形成互动，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模式还带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随着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并提高其深度，吸引了大量外资，加强了与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总体而言，区域经济优序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还有效改善了区域发展不平衡，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小城镇劳动力不断向大城市流动、中西部资源不断向东部输送，造成了各层面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新时代新征程，区域竞争格局由省际县际竞争转变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大区域特征日益明显。中央在重要战略区划分的基础上，为重大区域战略确定了先行先试区。在重要战略区内实行的政策不仅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高效的市场分工，而且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的协调作用，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平衡发展格局。具体来看，重要战略区的实践探索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以区域统筹为核心的主体功能区发展模式。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国土空间有序开发提出的创新思路。核心逻辑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合理划分功能区域，指导区域发展。其目的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通过优化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发展模式。以“大城”辐射“小市”，以“小市”疏解“大城”，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合作、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区域。缓解特大城市的公共管理压力，并将生产资源引向周边农村和小城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均衡的区域发展。三是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城市群是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与都市圈不同，城市群的发展更多地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更加需要统一的上层规划，重点在于消除各地区间的政策和体制落差，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优势互补，推动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合作。四是自然禀赋支撑的流域发展模式。流域经济带建设依托长江和黄河的黄金水道，以流域联系引导生产要素向后发地区流动，为东中西部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共同推进下，2023年，我国已形成40余个都市圈，其中包括千万级以上人口大都市圈24个；形成了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等3个全国领先并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子信息业已具备世界影响力；围绕长江和黄河两条母亲河，形成了上中下游优势互补、产业升级与环境治理兼顾的两条经济带。
省级层面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体系中，省拥有最为完整的政治和行政权力配置，有能力创新资源整合和行动整合，谋划和实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试验。此外，各省份的地理位置、发展基础、自然和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现状等不尽相同，中央对于各省的定位以及每个省份肩负的使命存在差异。根据区域优序发展理论，重点省份应依据自身的特殊使命进行现代化实践。国家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东部省份需要承担改革先行示范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广东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支点，多措并举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江苏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优势，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浙江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提质，在高质量发展中努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的成功实践，为省域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首先，省域现代化实践应提前制定优先次序，通过实施全局性战略和针对性策略，引导基础条件更为成熟的地区优先发展。其次，在有效市场基础上，通过科学划分功能区和国土空间管控，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鼓励不同功能区根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形成优势互补的经济结构，进而融入高效流通的全国大市场。再次，高标准布局都市圈和城市群，积极融入流域经济带和重要城市群等国家级战略，通过发达地区的辐射效应带动整个省份的经济提升，以“先富带后富”培育区域平衡发展的内源动力。最后，省域现代化实践需密切结合国家整体战略，服务本地特殊使命，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充分发挥本省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走出既具有本省特色又具备全国推广价值的区域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