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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既是一国现代化过程在空间分布上的表现，也是基于现实需要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要途径。世界各国通过差别化发展基础条件各异的区域，更加有效地组织利用全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推进现代化进程。一般来说，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是在遵循国家现代化与其区域发展一致性规律的基础上，由三个相互衔接和特征迥异的区域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专业化发展和一体化发展推动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规律特征。与这些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产生了一系列解释经济现代化典型现象和总结其客观发展规律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这些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省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认知视角。
国家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区域发展具有一致性。国家现代化中的认同意识、制度基础、治理体系及战略演进方向，是决定区域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区域发展的个性化探索，也丰富着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成为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决定着国家现代化格局中区域发展的国家向心力。现代化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起步的。民族国家诞生并发挥重要作用，是现代化得以产生并成为世界潮流的前提和基础。在世界近代史中，形成民族国家，进而利用国家力量构建市场规则、发展现代工业、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英国率先崛起为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决定性力量。葡萄牙、西班牙较早形成民族国家，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创者。普鲁士统一德国，建立民族国家，发展国内大市场，成为现代化的赶超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缺乏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国家自主性和中央政府权威性不足，市场分割、区域壁垒严重，地区发展各自为政，难以获得来自国家层面的权威支持，大大增加了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难度。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在痛苦而艰难的转型中，中华民族现代化意识觉醒，逐步从“自在”转变为“自觉”。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以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身份推进现代化。高度的民族认同、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并拓展的深层力量和“底层逻辑”，在国家大局中谋划推进区域发展、把区域发展融入国家现代化全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至关重要的大逻辑。
国家制度体系及治理体系，决定着国家现代化格局中区域发展的根本路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
一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现代化及区域实践可选择的路径方式。市场体系、法治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制度化成果，反映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影响着一国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区域发展的运行逻辑。英美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北欧高福利模式、日韩“发展型政府”等现代化模式中，其区域发展政策选择体现着私有制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五大基本特征基础上的现代化，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的现代化，其区域发展同样具有与国家基本制度体系相一致的特征。例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构建，同时也需要区域层面的统筹协同。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国家制度体系框架内，区域现代化实践有着独特价值，因其往往具备较大的自主创造空间，所以能为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样本经验。
现代化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承担着一些相同的重任。例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是国家现代化特别是大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西方工业化历史来看，工业革命拉开了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序幕，由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进而带动农业现代化，并在信息革命推动下实现了信息化，引发了社会生产力的剧烈扩张。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纳入现代化建设主体内容，并赋予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等特色内涵。但是，与发达国家“串联式”路径不同，中国是在“时空压缩”中推动“四化”同步发展，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发展鲜明的时代背景。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带来新目标、新动能、新空间，信息化方兴未艾，农业现代化空间广阔。这些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在，更是现代化区域实践的重要动力源。
国家现代化及区域发展的一致性规律的启示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首先是国家现代化大局中的区域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与选择，决定了区域发展的性质、任务、可获得的国家支持和可能的路径依赖；同时，区域发展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可以在国家现代化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国家现代化及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共同标识了一国现代化的演进路径。
在现代化早期阶段，一国特别是大国内部不具备同步推进经济起飞的条件，推进有条件的区域率先发展，形成现代化核心区和领先区，成为战略优选。区域非均衡发展，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在基础条件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的前提，有重点、有偏向、分次序地发展不同地区经济，而非采用同一发展策略、在空间上平均投入经济资源的发展模式。推进区域非均衡发展，成为准工业化和开启现代化的国家难以回避的发展路径选择。
区域非均衡发展是基于不同地区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禀赋（即地区间初始经济资源存量）差异，将要素集中到具备现代工业发展比较优势的少数潜在先发地区，使之率先进入工业化阶段。通过快速、大规模地进行现代部门投资，吸收、转化与再配置原有的存量要素，不断地扩张与积累现代部门的要素存量，随后将其扩散到其他地区，以此推动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在整个进程中，有效、有重点地集中生产要素以形成规模效应，强化先发地区要素扩散和经验溢出效应是非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也决定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两条主要具体路径——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增长极——对经济现代化的驱动力大小。
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微观路径。二元经济结构演进，构成了非均衡发展的微观路径。在一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农村与城市、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异形成二元结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现代部门的投资驱动以非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跨部门和跨地域再配置，来支撑工业化和城镇化长期发展。具体而言，二元经济结构演进依赖递进的三个层次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首先，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广大农村流动到邻近城市，通过相对分散的小规模要素集聚推动小城市扩张及其现代产业活动活跃（城镇化），实现城乡非均衡发展。其次，欠发达地区（包括众多落后小城市在内）未充分吸收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向资本相对丰裕的区域中心城市流动，后者集聚大量生产要素，以更高效率扩大现代部门产业规模，快速提升本地工业化发展水平，形成了地区内非均衡发展格局。最后，在所有区域中心城市中，发展进程相对较快的大都市将对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和资本产生吸引力，引致要素全国性再配置，利用全国优质和低廉的要素，以最大效率完成工业化积累，率先进入产业发展前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地区间非均衡发展状态。
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宏观路径。如果将经济空间类比为力场，那么力场中支配所有其他地区发展的推进性单元就是增长极。不同于二元经济理论对微观要素再配置的强调，增长极理论强调相对宏观的区域间产业层面的动态关联，通过虹吸和扩散两个阶段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在虹吸阶段，增长极凭借产业基础设施、制度支持和产业关联性等相对优势虹吸邻近地区的资源、要素，以加快现代部门成长。随着虹吸的规模增加，增长极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日渐增大，进一步强化了其虹吸能力，增长极虹吸能力与发展绩效之间形成自强化的循环因果关系。
这种循环因果累积效应造成增长极向更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活动加速拾级而上，即向资本深化的工业化方向发展，再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化方向发展。增长极产业活动空间因虹吸效应而日趋饱和，进入扩散阶段。在扩散阶段，低技术复杂度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逐渐从增长极扩散到其他关联地区，提升工业在后者产业部门中的整体比重，使经济在整体上呈现出资本扩展的工业化发展特征，其关联区域越多，关联越紧密，经济整体形成的产业体系越完备。在增长极将产业活动扩散到产业关联地区的同时，技术、技能、管理模式和政策经验亦随之传播，被关联地区吸收转化为地方化专有要素和本地特定的比较优势，为日后专业化发展、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地区间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实现少数地区率先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19世纪初，英国现代化起步过程中，曼彻斯特成为工业革命的中心区域，一举崛起，成为世界“棉都”。美国区域发展早期阶段以东北部工业化快速增长为主要特点，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集聚，使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城市成为工业中心，而南部等其他地区仍以农业发展为主。德国区域发展以西部鲁尔工业化增长为主要特点，煤矿和钢铁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西部与以农牧业为主的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日本和韩国的区域发展均以超大中心城市引领为主要特点，呈现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到20世纪中叶，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推动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区域非均衡发展及区域率先规律的启示在于，准工业化经济体在工业化发展的起步阶段，要前瞻性地增进市场的作用，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及其有效集聚的制度因素，发展具有高增长和高积累能力的都市增长极，同时要进行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防止集中度过高的城市化、严重生态污染和欠发达地区低收入陷阱等区域非均衡发展典型问题的出现。
社会分工的形成和逐步深化，是现代经济创造出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奇迹的重要成因。区域分工的形成和深化，则成为一国现代化经历早期的非均衡发展，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
区域专业化发展阶段是区域发展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过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同区域基于地方差异化区位特征和比较优势，布局与本地区位相适应的产业门类，形成专业化的地理分工格局，以实现工业化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区域专业化一般可分为纵向区域专业化分工和水平区域专业化分工两种情形。前者是指存在发展级差的区域之间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强化产业地理梯度分布特征，有层次地推进经济现代化；后者是发展水平相当的前沿地区依据自身的异质性专有竞争优势，形成专业化产业集群，以差异化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前沿发展，并向未来联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功能中心城市转变。区域专业化发展中各地区形成了内生的、动态的发展能力，垂直空间分工布局日趋稳定，水平空间分工互补逐渐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逐渐向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过渡。
纵向区域专业化发展：产业地理梯度。纵向区域专业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区域分工格局雏形阶段。区域非均衡发展后期，二元经济结构趋于消失，增长极扩散效应突显，先发地区面临刘易斯拐点，即劳动成本剧增的挑战，本地低收益产业加速转移扩散到邻近地区，形成垂直区域分工格局雏形。在这一阶段，产业地理分工模式是粗略的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城市简单地将本地发展的边缘产业扩散到邻近外围城市，经济整体尚未形成相对连续和多层次的产业地理梯度分布格局。二是区域分工格局成熟阶段。先发地区扩散的产业资本和生产线在全域范围内渐次调整，产业转入地沿着产业技术复杂度阶梯拾级而上，在产业升级后将低技术复杂度的产业扩散到经济发展相对更为滞后的地区，逐渐形成空间层次鲜明的“雁形模式”，分层次推进不同区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水平区域专业化发展：竞争性产业集群分布。不同于存在发展级差的区域间分工模式，发展程度接近的前沿地区或多个都市增长极之间，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较高技术复杂度且存在领域差别的新兴产业活动，形成竞争性产业集群。该专业化发展格局主要由都市成本效应和再配置效应两种经济力量塑造。都市成本效应为前沿地区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在前沿地区，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成本上涨更为明显，倒逼大量低收益的非核心产业迁出，都市内产业多样化程度随之降低，唯有将要素投入到少数本地高收益的核心产业活动，使之在相关领域高度专业化发展。再配置效应是指专业化高端要素再配置，最终塑造了不同前沿地区的竞争性产业集群。核心机制是这些前沿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专用性资产在专业化的产业领域匹配，能够获得更高的“技能溢价”，进一步吸引相应的专业人才流入，不断拓展产业前沿，使得该地区专业化的产业活动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形成波特意义上的“产业集群”。
这种竞争性产业集群是水平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前沿产业活动在差异化竞争中发展，引领经济整体上呈现出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步入注重区域比较优势阶段之后，普遍呈现出产业地理梯度分布与专业化产业集群共存的现象。美国硅谷形成科技产业专业化，密歇根州形成汽车工业专业化。德国各地区根据自身功能定位逐渐形成以工业化领域为主的互补性发展体系，如巴伐利亚州成为德国汽车工业中心，巴登-符腾堡州成为德国机械工程中心等。日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成为经济中枢地区，东京形成经济和金融专业化，大阪形成制造业专业化，名古屋形成汽车专业化。针对区域梯度型专业化带来的区域发展分化态势，各国政府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美国于1920年筹划田纳西河流域规划，1965年实施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计划等，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德国于1993年颁布了《空间规划政策指导框架》等，于1997年、2005年分别通过德国都市圈空间发展决议，确定德国11个都市圈的区域发展格局。日本则强调构建多极分散的国土形态，以基础交通、信息体系等推动地区多元化交流与协作。
区域专业化发展及分工深化规律的启示在于，后发地区要找准自身发展的独有比较优势，以此承接先发地区迁出的相关产业活动，复制与本地经济结构近似的先发地区的发展路径，积极谋求专业化竞争优势；先发地区需要有效控制都市发展成本，抑制“成本病”等产业发展隐患的出现，同时要努力吸引高技能、高技术专业人才和“大型资本”流入，发展有本地优势的竞争性产业集群。
随着区域专业化分工走向成熟，区域经济发展步入一体化阶段，各区域在一体化发展中形成融合互补、既分工又合作的新型关系，区域协调发展达到新水平，也标志着国家现代化达到较高水平。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将独立经济地理单元整合成更大经济地理有机体的过程，众多邻近地区在自身专业化优势的基础上组成相互协作的功能整体（包括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带等），以实现整体效率大于局部效率之和的发展效果，促使不同区域以相对均衡的状态进一步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与欧盟的超国家经济一体化不同，大国经济体内部各地区形成的一体化发展，是以多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多个城市群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将经济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可持续的经济发达阶段。其中，创新集群发展和城市间功能互补关系的形成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两大推力。
创新集群发展机制：构筑多中心都市格局。创新集群是专业化产业集群继续发展的结果。创新集群对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塑造主要分两个阶段进行：其一，区域中心都市产业集群内的众多中间生产环节和业务跨城市溢出到邻近地区，促使关联城市形成小规模一体化关系；其二，中心都市核心业务——技术创新活动，日益发展成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本地创新部门，即创新集群，由此主导和协调邻近小规模一体化地域的产业活动，强化其一体化程度。众多小规模一体化地区的功能协作，提升了现代产业创新效率和整体活力，推动经济现代化向新的深度发展。
功能互补网络构建机制：形成城市有机功能群落。在创新集群基础上，多中心城市发挥地方功能优势，进一步结合为功能互补的大型城市网络
。首先，创新集群下的小规模一体化区域内部不断进行城市功能协调，形成产业活动相互依赖的城市群，产生本城市群特有的群组功能和比较优势
。随后，不同小规模城市群根据特定群组功能和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协作，以群组功能为枢纽联结在一起，形成完整功能互补网络，即大型城市群、都市圈与经济带，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一体化发展格局使经济整体创新能力、产业协调效率和区域发展平衡性等方面都普遍得到优化，经济现代化臻于成熟，并溢出到政治、生态、社会等各个维度，全面促成现代化建设目标完成。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当现代化进程深入到强化区域协同分工阶段，打破地理边界的区域间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区域发展规律。
美国强化市场化取向，从大规模区域政策转向局部区域政策，注重利用城市发展以及人口流动来推动区域走向相对平衡，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形成以单中心城市引领的外向型一体化发展，五大湖城市群形成以多中心城市引领的制造业集群型一体化发展，西南部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形成以双中心城市引领的创新驱动型一体化发展，各城市群内城市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区域发展。
德国注重区域空间协作和网络化、支持结构虚弱地区发展以及调控空间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推动都市圈均衡化。每个都市圈包含一系列的大中小城市，都市圈内创新活动空间结构分散化、联邦州地方行政和政治结构独立化、金融网络广泛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形成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经济创新生态系统。
日本以多城市共同协作为核心，打造多轴发展的国土结构，限制“过密地区”新企业和城市规模的扩充，强化“过疏地区”大规模工业开发和配置、基础设施完善规划，加快实现落后地区经济追赶，在区域特性基础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在区域一体化发展阶段，各国政府的区域政策重点转向鼓励区域协同化、互补化发展。
区域一体化发展及协调发展规律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要重视跨区域的政策沟通，统筹协调不同区域（尤其是邻近地区间）的发展政策，通过跨区域基础设施、公共准则和联合规划引导区域功能分工和协作；另一方面，要注意在一体化过程中不能片面强调经济或产业功能协作，区域整体发展规划需要高屋建瓴，兼顾生态、社会和政治等不同维度的功能协调，完善主体功能体系，建设高质量、全方位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