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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中，针对省域实践提出“百姓富”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指向，体现了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把握之上的理论创新，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远追求和深邃内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规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动力，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具有非同步性、非一致性。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作为由社会普通民众构成的“百姓”这个群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但在财富分配中却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对内剥削、对外掠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家”的通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庞大的社会财富，但不仅没有消灭贫困，反而滋生了新的贫困，并形成了无产者的社会阶级，这为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批判的同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理想化的构思，产生了一批代表性人物和描绘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莫尔看到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圈地运动”所带来的“羊吃人”现象，他不能洞察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文明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本质，而是痛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野蛮，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天生的不合理性，在理念上构建了一个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乌托邦”。这一理想国图景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宗教社会对理想社会的畅想，但是注定缺乏现实根基。康帕内拉同样看到私有制的弊端，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种种罪恶不可能在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解决，这种黑暗的现实需要理想国的阳光普照，于是他构建了“太阳城”的理想图景。圣西门亲历法国大革命，他看到巨大的革命浪潮掀翻了封建统治，但是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理想的社会，改变的只是变换了的奴役形式，在形式上虽然更平等、更公平，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剥削和压迫的本质。圣西门认为劳动者越忙碌越贫穷、有闲者则越闲越富的新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于是在《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设计出让劳动居中心位置的“实业制度”，让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获得富裕和福利，这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实现“和谐制度”和共同富裕。
马克思深刻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高度肯定这些“空想”所具有的重大价值，指出“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共同富裕的设想，认可共同富裕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摒弃其空想特色，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让追求共同富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必然导致分配不平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揭示了贫困差距、两极分化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推动人类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群众生活普遍贫困的传统社会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蕴藏着资本家发财致富和工人贫困的秘密，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剥夺剥夺者”，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财富创造与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悖论，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指出，未来社会的特点既包括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继续做大社会财富总量，同时实现生产与分配的协调，“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追求所有人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富裕。因此，“百姓富”所主张的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当代运用与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实践性。
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决定了追求百姓富裕的必然性，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重要体现。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要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对其创造的文明成果进行扬弃，从而破解资本主义“丰饶中的贫困”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劳动者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共享生产力的成果，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有深刻论述，他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这一重要论断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科学地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为我们全面把握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的“一切社会成员”不仅有“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体力和智力也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表明未来社会的共同富裕必然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精神生活是“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即智力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我国在极为落后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具备直接继承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条件，这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不能走两极分化之路；既能实现物质财富和文明成果的创造繁荣，也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痛苦和磨难，这决定了中国必须探索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针对特定省域提出推动“百姓富”的命题，较之“共同富裕”更加聚焦普通民众的富裕问题。从实践角度看，推进“百姓富”有着清晰的目标内涵，表现为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群众，的收入和生活品质，提升到一个可以度量也易于被感知的发展水平。提出“百姓富”这一实践指向性很强的时代命题，意味着提高百姓富裕程度的任务已经可以突出地提出来了，在江苏既具备真实的现实要求，又具备了实现的客观条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百姓富”的重点是要解决普通民众的贫困问题，把千百年来困扰百姓的生活贫困问题彻底解决掉，将“百姓富”的地基筑牢；同时，实现全面小康，特别是在江苏这样率先发展的省份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则将百姓富裕程度拉高到一个全新水平，创造出宽裕小康生活的现实图景。在达到宽裕小康之后，在现代化新阶段推进“百姓富”，一方面仍紧扣百姓所需，依靠百姓之力，来创造百姓自己的富裕生活；另一方面，“百姓富”在内涵、标准上则融入更高定位，更多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富”的内涵上，从集中于经济和生活层面，向广义现代化的方向拓展，在居民收入水平上与发达经济体和国际通行标准靠拢，体现国际上的先进性乃至领先性；同时，在民主法治现代化层面，“百姓富”体现为人民群众共同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共享法治文明；在文化发展现代化层面，“百姓富”体现为人民群众人文素质、文明修养普遍达到高水平，先进文化成为社会文化主旋律和普遍形式；在社会发展现代化层面，“百姓富”体现为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低收入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在生态文明现代化层面，“百姓富”体现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民群众共享优质生态环境福利，人与自然和谐成为社会常态；在人的现代化层面，“百姓富”体现为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积极推进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的改革实践。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语境中，“百姓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是科学社会主义人民性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现。一方面，实现“百姓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实现。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生产力的体现者、传播者、奉献者，不仅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趋势，而且直接或间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受到物质总量匮乏的约束，人民群众不具备获得富裕生活的条件，共建共享也无从谈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劳动从属于资本增值的目的，导致劳动者自身的异化，“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
在此状况下，人民群众在整体上难以获得富裕生活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且社会生产力达到较高水平，人民群众开始具备摆脱资本逻辑支配所导致异化现象的条件，恢复了自身在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作用和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共建共享才第一次成为人民群众追求富裕生活的现实途径。走向富裕离不开作为劳动者个体的独立奋斗，但劳动者作为“类的存在物”，更需要通过共建共享来实现，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倡导的“共享”伦理。
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起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筑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得到充分彰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李大钊就提出，社会主义“是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
。党的二大提出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彰显出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初心和决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提出“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革命使农民发自内心地支持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生产热情，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制定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增加农贷等惠农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党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及“废除一切的土地所有权”，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党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都紧紧围绕农民的土地问题，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谋求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领导和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追求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两弹一星”成功研制等奠定了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工业和国防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并多次做出阐释。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他指出：“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农民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共同富裕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摸索。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要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认识。邓小平将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他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共同富裕是检验社会主义的试金石。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江泽民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强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进入新时代，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也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这是任何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提出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其扛在肩上，放在心头，与人民群众一道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共同奋斗。
对于如何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决胜全面小康社会之后，面向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丰富了党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也为江苏推进“百姓富”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与财富的持续积累是现代增长的关键。“资本来到世间”，蕴藏巨大的扩张性力量，打开了现代增长全新空间，使得“一个全新的人类时代就此孕育”。
资本按照自身的要求不断组织社会生产，使得“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也一跃成为“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在追逐资本增值的本能驱动下，资本与财富积累推动社会再生产，成为现代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一些后发经济体并不缺乏资本积累，但缺乏将资本积累转化为现代增长动能的机制。例如，拉美大地产制下的大庄园、种植园和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本身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加之在农副业、特色农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即使受到宗主国的利润压制与剥夺，大庄园主仍能获得不菲的回报，但“高额利润并未给本地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是被用于大地产的自我扩张”
，从而阻断了农业与现代工业的互促互补的通道。
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富裕。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财富作为与人相对的附属物而存在，财富与人自身发展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历史悖论”。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一切财富形式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共同”与“富裕”之间有着深刻鸿沟。两极分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必然归属，“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劳动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化，早期“血与火”的残酷性大为减少，“文明因素”显著增加，但两极分化的趋势未变。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关于财富不平衡的论证，新冠肺炎疫情下西方资本寡头财富暴涨、中产阶级财富大幅缩水让社会财富呈“K”形走势均是生动注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宣称建成全民中产社会，但在经济长期停滞后，出现“一亿总中流”断流并滑向“差距社会”。福利国家的出现是让资本主义增加了“社会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福利的政治经济逻辑下，必然产生福利分配的非均衡结构和不平等状态，选举政治则进一步加剧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在价值导向上，福利社会形成“养懒汉”的逆向激励，劳动和创造的价值被弱化消解，最终走向福利陷阱而难以自拔。
与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共生性、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形成深刻“历史悖论”不同，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进而决定了中国广大劳动者有条件避免异化、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通过劳动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形成共同富裕的生态图景。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也提供了“百姓富”这一时代命题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