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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用“百姓富”来描绘新江苏的美好图景，体现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体现了中华优秀文化以民为本、民生为重的“百姓观”。让老百姓告别贫困、过上富足美好生活，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体现着民生所向，民心所望，也是历朝历代“道统”与“政统”均追求的目标。《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反映了先民对通过辛勤劳作过上宽裕生活的渴求。描述的虽是理想图景，却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将实现理想建构在劳动者的奋斗创造之中，至今仍有启发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大同社会”构想，则包含着较之小康更高水平的追求，包含着消除绝对贫困、达至共同富裕的深刻意蕴。从“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朴素认知到“裕民以政”的深刻政见，反映了“富民”“裕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百姓需要“富”，百姓追求“富”，但百姓何以“富”在传统社会中却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则长期徘徊在生存线边缘，无法实现质的提升。杜甫的诗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所描绘的场景，更多停留在诗人的追忆和想象之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中国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帝国主义列强无情地掠夺践踏，社会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民众面对的只有共同贫困、生活无继的悲惨遭遇，温饱不可得，富足生活、大同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无从谈起。毛泽东深刻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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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在原始社会，在生产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共渡难关，是人类让种族得以延续的极限生存的最优策略；在奴隶社会下，奴隶消耗最少的物质财富、创造身体条件允许的最多社会财富，让一小部分奴隶主过上小康或富裕生活，也使得一部分人得以有闲暇进行精神文化层面的探索；在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一些王朝的繁盛时期，在以王朝都城或贸易港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会阶段性出现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相对性的跃升。刻画北宋市井繁华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个艺术缩影。宋元时期的泉州已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手工业发达，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成为公认的“富庶之地”。但即便是在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最发达的都城，能达到的经济繁荣都是很有限的，普遍贫穷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现实写照。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更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性的贫困、内生性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在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在“两个结合”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的推动下，“百姓富”才在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过程、需要与可能之间真正架起桥梁，开启了富有远大前景的社会实践，让全体人民群体“一个都不能少”地向过上富裕美好生活迈出坚定步伐，获得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