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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百姓富”这一概念以及把追求“百姓富”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要求的论述，体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蕴藏着富有中国智慧的话语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百姓富”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两个结合”的鲜明特征。一方面，“百姓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的具体表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先进分子所接受，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展现出强大活力和创造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下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创新创造，在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百姓富”是中国话语形态的鲜活表达，具有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将“百姓”这一通俗化的词语与“富”这一表述发展状态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形成让人民群众一听就懂的新词汇，有利于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一切社会积极力量为实现“百姓富”而奋斗。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第一次解决了百姓即人民群众与富裕之间现实连接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百姓富”才具备真实的制度条件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将“百姓”这一话语用于当代中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正是“第一个结合”的根本呈现。
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将“百姓”这一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特色概念用于表达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穿透时空的价值，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直接点出“百姓”在省域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中心位置，作为战略目标和价值导向，将深刻影响省域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江苏追求的“经济强”必然是以“百姓富”为导向的“经济强”；如果偏离“百姓富”的导向，即使在一些关键指标上达到了国际公认的“经济强”的水平，也不符合“强富美高”的系统性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美”本身就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是新时代百姓的所需所想。因此，“百姓富”的丰富内涵，还需要放在“强富美高”这一系统中来理解，在新形势下则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大局中来理解，呈现推陈出新、引领实践的效应。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反映的不仅是“话风”，还有与之相关的“文风”“学风”问题。毛泽东善于使用群众容易听得懂的语言，被公认为党的“语言大师”。使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去，是党的创新理论让人信服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风学风问题，善于进行语言的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时代风格的话语，产生直击人心的良好效果，“百姓富”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鲜活案例。使用“百姓”而非“人民”或“群众”，在省域层面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百姓富”的冲击力在于直接点出了“百姓”这一关键词。
在人类发展史上，虽然不乏共同富裕的理想，但事实上的“富裕”从来不能为普通百姓所拥有。将“百姓”置于中心位置，可以从主体和客观两个维度来理解。“百姓富”强调百姓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设主体，也是共享富裕生活状态的目标人群。“百姓富”的力量主体在“百姓”，而不是其他力量，更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具体落实到省域现代化实践中，就是要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激发积极性创造性。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江苏坚持把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作为干事创业的风向标，拿出眺望“最高峰”的眼界、勇闯“无人区”的锐气、战胜“不可能”的韧劲，让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不仅成为一种目标追求，也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这种以“四敢”担当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的探索蕴含着巨大的创新创造活力，正是实现“百姓富”的力量之源。
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的划时代贡献时，极富启发性地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术语是理论的基本元素，“术语的革命”本质上是思想创新的词语表达，通过提炼和归纳具有“术语革命”意义上的新概念、新范畴，突破既有思想体系的限制，以简洁凝练的“术语”呈现新思想、新理论的创见。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术语革命”，“百姓富”这一概念具有“术语的革命”的鲜明特质，尤其是体现了“两个结合”的内在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其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概念的借用与改造堪称典范。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同时他还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这里的“合”，指的就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邓小平对古代典籍中的“小康”一词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容易为群众为接受和理解的睿智话语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使用“百姓富”，同样实现了对“百姓”这一概念的全新概括，体现了中华民族“富民厚生”的深厚传统。“百姓”一词，在战国之前是对贵族的统称；战国之后，则是对平民的统称。《诗经·小雅·天保》写道，“群黎百姓”。郑玄笺中称，“百姓，官族姓也”。《国语·楚语下》写道，“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周礼·秋官·小司寇》写道，“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史记·殷本纪》写道，“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百姓”内涵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人的自主性的拓展。就共同富裕而言，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中的“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以及费孝通的“志在富民”等，都体现了对共同富裕的诉求，充分彰显出“百姓富”这一术语穿透古今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