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新政权的时机业已成熟

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毛泽东4月25日致电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时提出的。在发出电函的两天后，即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中共准备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这两封信函相继发出，但在措词上还是有区别的。前一封信毛泽东只是提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而后一封信毛泽东则明确表示“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准备先“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再“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勾画出了筹建新中国新政权的路线图。由此可见，时机成熟与否，是中共中央考虑召集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重要前提。

一个月前，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还认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但很快，毛泽东改变了这一设想，认为“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这表明他对建立新政权的严肃、慎重态度。毛泽东是一位稳重的掌舵者，他以政治家的睿智、战略家的魄力，捕捉局势的变化，时移世易，及时调整了策略。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项政治主张。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抗战末期的时局，公开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抗日民众团体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发表政治报告的题目就叫《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两步走：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将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团结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成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对此，他充满信心：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分析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他形象地比喻：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为了和平建立新中国，战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认为，从抗战到和平，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是我们的依靠。因此，在谈判时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要学会作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有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共产党的主张。王：“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 共产党当时争取的是“造饭”的权利，以期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早日成立。

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都不过是迫使中共放弃武装的一种手段，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是他的既定方针。即便全面内战爆发，共产党都没有放弃和平建国的主张，国共两党出现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局面。

内战初期，基于国共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对解放战争的判断是“长期战争”或“持久战争”，时间估计“不但要准备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年到十五年”。而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估计，则十分乐观。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时，蒋介石曾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依仗强大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支持，彻底关闭和谈的大门。中共中央不得不以战争方式最终解决国内问题。1946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 到了1947年4月10日，中共首次公开号召消灭蒋介石反动统治。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时加了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

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陷入危机。为挽救困局，蒋介石于1947年7月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中共党内有人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可以看出，力量和人心仍是考虑建立新政权的重要因素。

为了鼓舞民众，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时，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表明，中共中央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争取造饭的权利”，转为“另起炉灶”了。

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重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将之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他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显然，中共在此所提的联合政府中，不但排除了蒋介石集团，而且还明确了领导权问题。但对于组织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仍然认为目前的时机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把建立新中国提上议事日程，并谋划未来政权的结构等重大问题。在如何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鉴于当时苏共的“老大哥”地位，中共中央还就此征求苏共的意见。

那么，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何时才算成熟呢？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报中提出，在蒋介石当选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推测：“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推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间表。

但是，战争形势的发展太快了。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间，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2万人，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即将迎来战略决战的新高潮。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歌猛进，直接影响中共中央对成立新政权的时机判断。

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已形成了第二条战线。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由陕北向华北转移途中，传来消息，国民党操纵的“行宪国大”于3月29日在南京召开，要选举“总统”“副总统”，企图使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合法化。国民党“行宪国大”开幕后，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看不下去了。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也提出，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他还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国民党国大、宪法产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和“总统”的合法性，呼吁“由全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毛泽东所关注的力量、人心皆已具备。于是，毛泽东审时度势，发出两封电函，明确表示我党中央认为“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并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NJ0i/eh9pO4mC4kHegAElG93aKGCSiZkM7yE/qkkBvYCkp7+GEQMN1PbKb6KnN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