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书记”会师城南庄

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史称“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刘少奇、朱德自1947年3月底在绥德县分别后，就分别在陕北和华北两个战场履行自己的使命。

在此后一年的极不平凡岁月里，中共中央立足陕北，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1947年6月30日，刘邓 大军自豫北地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从7月至9月，解放军由内线转向外线。陈谢 大军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陈粟 大军主力进入豫皖苏平原，与刘邓大军形成“品”字形阵势，经略中原。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渐转入反攻，构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总态势。

随着解放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形势作了中肯的分析：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十二月会议开得热烈、成功，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离开延安后仅8个月时间，战争形势就向人民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当1948年元旦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蒋介石在元旦致辞里仍信誓旦旦预言：“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这个预言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了。

在基本完成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后，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向华北转移。194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通知了他们的行动路线：“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即4月15日）可到你处。”

3月23日下午，陕北吴堡县黄河川口渡口，集聚了很多人。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要在这里东渡黄河，向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转移。除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赶来送别的陕北乡亲，站满了河滩和山坡。有一些是他们路过佳县螅蜊峪时拥上街头的乡亲，一直送到了渡口。他们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沿着褐色的沙滩，听着河水拍岸，踱步慢行。在料峭的春风里，他们回头望望陕北的这片热土、这块他们战斗过的大地，回想那些充满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共同渡过的难忘时光，同样地依依不舍。十几条木船停靠在岸边，数十名船工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起航。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慢慢走到水边，又转身和区镇干部们一一握别，向送行的乡亲们招手致意，这才登上木船。

当年担任毛泽东警卫的阎长林曾回忆起那天渡河的情景：

这是1948年3月23日的中午。三天前，我们离开杨家沟，夜宿吉征店，经过螅蜊峪，早晨就来到这吴堡县的川口渡口，因怕国民党军队从西安派飞机来袭扰，就把渡河时间改在了下午。……

根据事先的安排，毛主席乘第一条船；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乘第二条船；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上了第三条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坐在10条木船上。

木船缓缓离开岸边，人们的心中都油然涌起了一种无形的眷恋。毛主席站立船尾，久久地凝望西岸，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正是凌汛时期，料峭的冷风，夹着水星，扑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刚起锚的时候，水面还比较平静，往前行，就发生了变化，滚滚的巨浪夹杂着冰块，咆哮着，横冲直撞，把小船撞得“咯吱咯吱”直响，船颠簸得很厉害。

我们紧靠毛主席站着，怕他出危险。毛主席说：“你们放心，船工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毛主席稳稳地站着，赞赏地看着船工每个细微的动作，兴致勃勃。

他对叶子龙同志说：“怎么样？以陕北为背景，给我照一张相吧。”

“好，照一张。”叶子龙同志说完，拿出照相机来，把镜头对准毛主席，按动了快门。

毛主席笑着说：“好啊！把陕北的人民、陕北的山水照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船继续前进，船工们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紧张而顽强的搏斗，绕过许多冰块，终于使船冲出了激流。毛主席站在船上，望着西岸的人群和一座座大山，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这么提，那就不切合实际了。”

渡过黄河后，毛泽东一行于3月24日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会面。当晚，他们研究中央机关今后的行动路线，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停留，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后，在这里逗留了8天。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他指出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他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4月4日，毛泽东等到达岢岚县城，5日到达神池县城，6日到达代县，7日到达繁峙县伯强村。11日在翻越五台山时恰逢天降大雪，山路难行，直到深夜才在五台山台怀镇塔院寺宿营。

4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晚上，他们商定：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休整数日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继续前进，去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则暂时留在城南庄，在这里做去苏联访问的准备工作。

推翻一个旧政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用事实证明即将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新政权，共产党人还缺乏经验。早在1947年上半年，毛泽东就向苏联提出访问要求，以学习苏联共产党的革命及建国道路。双方原商定毛泽东于1948年7月访苏。但形势的发展太快了。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展开强大的攻势，在外线开创了中原战场的新局面，内线也捷报频传。在第二条战线上，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对此，胡乔木形象地说：“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 于是，毛泽东就与周恩来等商量，提前访苏。

4月13日，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到达晋察冀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住在军区大院的正房，原来聂荣臻住的地方。毛泽东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在江西到兴国一样，群众见了我们都是笑逐颜开。”

毛泽东一行刚刚安顿下来，就接到人民解放军4月21日收复延安的好消息。4月24日，中共中央给西北野战军发去贺电：“去年3月19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 字里行间，自信心、自豪感溢于言表！

毛泽东等人在城南庄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工作的汇报、召开区县干部座谈会后，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率中央机关65人抵达西柏坡；叶剑英所率中央后委人员也同期到达。

随着解放战争的长足发展，在历史长河就要发生转变的形势下，如何顺势而为，谋划更大的行动，需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和部署。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拟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请刘少奇等人就上述问题先作大概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紧接着，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通报提前访苏的计划，并希望就政治、军事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这一切显然表明，毛泽东已开始谋划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了。

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来到城南庄，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自1947年3月31日绥德县田庄分手后，“五大书记”又汇合了。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Ea13Mp3SO4IZDat0ZFiKODrHUk11C68eVzRQTH46rdcTn6jZozQHr1J4aU6p6/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