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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31日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离开枣林沟，向北前进，来到绥德县的田庄镇。在夜幕笼罩下，毛泽东、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等战友分开了。为了完成共同的使命，他们将奔赴各自的战场。
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最令人担心的是安全问题。临离开枣林沟，朱德又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他叮嘱说：“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朱德还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他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望远镜拿来，亲手送给骑兵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的任务，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工委由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朱德，常委董必武（后加彭真、康生），委员陈伯达、邓颖超（全国土地会议后留在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后加伍云甫）组成。绥德田庄分手后，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乘车向东，在绥德县城南约35公里的石嘴驿渡过黄河。4月2日凌晨，到达黄河东岸晋绥解放区的临县三交镇双塔村。这里是中央后委驻地。他们与前几天来布置工作的周恩来会面了。
相聚的时间是短暂的。半小时后，周恩来乘车西去，回陕北与毛泽东会合。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等研究组织迁移事宜。
4月4日，刘少奇和朱德就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安排事宜致电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的中直、军直5500人，留河西700人，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约1000人，决定去太行3800人。第一批行军走3000人，其余陆续走。路线经五台山前进。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刘少奇、朱德带领工委去晋察冀指导工作，董必武经五台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4月16日，中央工委离开三交镇。刘少奇、朱德乘汽车前行，大部队在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率领下徒步行进。刘少奇、朱德一行经兴县、静东、宁武、原平、五台，于4月26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中央工委到底落脚何处，中共中央没有明示，中央工委也没有明确意见。在4月9日中共中央的通知里，要求中央工委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电示刘、朱“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他们的大致目标是太行山区。
到了晋察冀，中央工委听取了汇报；刘少奇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土改工作报告上作了批示。5月3日，刘少奇、朱德等在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陪同下，到达平山县封城村，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及政委罗瑞卿会面。刘少奇和朱德谈起中央工委准备进发太行山区时，受到聂荣臻等人的热情挽留。他们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
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地处华北的心脏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曾被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全面内战爆发后，承德、大同、张家口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相继失守。晋察冀的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刘少奇、朱德商议后，遂致电请示中共中央。5月10日，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察冀工作。”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首要的问题是在何处驻扎？朱德提出一个原则：“要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刘少奇说得更原则：“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刘少奇所说的“最后指挥大决战”，很明显，意指为将来中共中央的到来作好准备，部署全国战场。这不得不增加了选址的慎重性。
具体地点定在哪里？安子文回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留在阜平。阜平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但是村庄少，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另一种是到建屏县。建屏县的东、西黄泥一带村子多、村庄大、距离近，又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不利的是日寇烧的房子未修复。”
建屏县，就是平山县。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病逝于平山县小觉镇，为了纪念他，抗日政府把平山县西部山区命名为建屏县，东部为平山县。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在平山、建屏县的郭苏、柏坡、洪子店一带选址。
正如安子文所说的，平山县具有优秀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早在1931年，平山县的霍宾台村就建立了农村党支部。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是著名的抗日模范县。1937年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山成为晋察冀边区最活跃、最坚强的根据地。“最后一碗饭用来作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了队伍上”，这便是平山人民支前抗日的真实写照。曾被誉为“太行山的铁的子弟兵”八路军“平山团”是由平山县2300多名太行儿女组成的革命武装，后被调至延安担任卫戍任务，参加了南泥湾垦荒并数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誉满全军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是平山人民的优秀代表。
平山县还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东、西黄泥和柏坡一带村子数量多，村庄规模大，彼此距离近。美丽的滹沱河蜿蜒而过。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粮食产量高，有很多驰名的土特产，当地有“平山不贫”“阜平不富”的说法。
长年跟随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对参与中央工委选址这一过程记忆犹新。多年后他回忆：
中央工委决定留驻晋察冀后，到哪里安营扎寨还需经过认真的考虑，因为工委好几千人，所找的地方要能放得下，供给要有保证，地理条件要合适，群众对党的感情也要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沿滹沱河村庄较多，村子大，距离近，河两岸滩地肥美，物产丰富，而且在地理条件上，向东30公里便是华北大平原，交通便利，所以决定在平山、建屏县的郭苏、柏坡、洪子店一带选址。
选中央机关驻地是一件大事。所以在考虑有谁去担当此项选址任务时，朱德提议由我与晋察冀军区后勤管理处处长余光文前去勘察。我自打红军长征开始一直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且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对中央情况比较了解，心里对中央机关需要一个什么环境，客观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明白。余光文对晋察冀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与当地政府也有联系，所以朱老总与聂荣臻提议让我们二人去。这时我建议让朱老总的卫士齐明臣一同去，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在平山建屏一带，对当地环境及群众情况也有一定了解，少奇同志与朱老总表示同意。
随后，我、齐明臣和余光文三人奉命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向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尤其是洪子店是个大集市，热闹繁华，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容易暴露。再折回来走到西柏坡时，天色已黑，遂决定住一夜。因出发时朱老总叮嘱过，不要打扰群众，所以那一晚我们露营住在外边。
那一天夜晚的星星很亮，我们吃过东西后在村边转悠，发现这个西柏坡村子外边儿有一片苇地，苇池外与滹沱河之间有一条大路，可通大车，我考虑到只要可通大车，汽车就可以通过，有利于与各根据地联系。而苇地里边与西柏坡村间有一条路，不是本村人是很少走的，这样保密很好做。同时发现西柏坡村里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也很多，比较容易修复。
我们三个人一商量，看法一致，都认为西柏坡所在区非常适合，一是村子比较集中；二是交通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有保障；四是居住条件不错，环境好。于是我们第二天将勘察情况绘成草图，返回到了行唐县上碑村进行汇报。回到上碑后，我就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所见所闻和具体选址情况。两位领导开始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我把情况说清楚以后，两位领导把五万分之一的建屏县地图（西柏坡当时属于建屏县，后归平山县）铺在地上，认真地看起来，一边看一边交谈，并频频点头，我一看领导神情，心想这事儿办成了，觉得很高兴，后来果真朱德、刘少奇对此次考察任务表示了满意。之后朱德、刘少奇与晋察冀中央局领导进行探讨后，把建设任务交给了同行去的余光文，因他是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管理处长。也就是说下一步的建房工作是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的，我、齐明臣则随朱老总、聂荣臻一同去了冀中安国，后来再回到西柏坡已是7月初了。
西柏坡，位于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这个村子始建于唐代，因为村北山坡上翠柏苍郁而最初取名“柏卜”。在村子东面还有一个村子叫东柏卜，与其相对的村子自然就叫西柏卜。民国初年，改“卜”为“坡”，才有了西柏坡这个名字。
与西柏坡擦村而过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五台山北麓，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境，东流至献县，与滏阳河汇合后入子牙河。滹沱河风景优美，文人骚客曾留下吟诵的诗作：“长堤枕春郭，断岸入残晖。宿鸟张灯起，惊凫解缆飞。”明代何景明的五言绝句把滹沱河惊涛拍岸的气势表达得淋漓尽致。清代徐攀桂的《滹沱新涨》这样描写滹沱河的美景：“滹沱新涨水光寒，蔓草平沙漾翠澜。夹岸屯田何处是，波回雁叫夕阳滩。”滹沱河流经平山县时，在太行山余脉拐了个弯，环抱着一个静谧的村庄，这便是西柏坡。
1947年西柏坡村貌
沿滹沱河两岸不仅滩地肥美，物产丰富，且村庄较多。除了西柏坡、东柏坡，还点缀着李家庄、洪子店、黄泥、夹峪、郭苏、南庄、陈家峪、李家沟口、上东峪等村庄。若将来中共中央一些机关来，滹沱河两岸的这些村庄都能派上用场。
在这些村庄，洪子店、黄泥、夹峪、郭苏均千人以上，郭苏和洪子店还是当地主要的集市。这将为中央机关长期居住提供便利的条件。但这些村子很大、热闹，目标也大，不便于保密。而西柏坡村子较小，全村百十来户人家，民风淳厚，村后边有个小山好防空，并且离周围村子有一段距离，从安全角度更适合中央居住。西柏坡交通也便利，有利于和各解放区联系。唯有村子里的房子因战争大多被毁，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基础较好，盖个顶就可以入住，建设起来容易，又不干扰老百姓。所以，潘开文等人认为西柏坡非常合适。
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听完汇报，看着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当即锚定西柏坡。报请中央同意后，开始做入驻的准备工作。
当年参与选址的齐明臣，也曾赋诗《选址西柏坡》，详细叙述了选址情况：
上碑奉命选址行，
仙乡福地走西东；
滹沱河岸访村镇，
发现柏坡好环境；
南向山水视野广，
北靠卜岭居安宁；
目标隐秘宜保密，
利于警戒与防空；
应急进退交通便，
相关村落可屯兵；
人杰地灵正气旺，
适做工委大本营；
书就说明附图示，
马上返回报详情；
首长听罢表满意，选址任务告完成。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搬进西柏坡。7月12日，刘少奇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陈伯达均已到达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安子文率领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中央青委、解放日报社、徐特立文教工作团、军委总政治部、军委三局一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各一部、军委总卫生部、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及杨家岭行政处等，共1300余人，分4批从陕北经晋绥解放区转入西柏坡附近，分散驻扎在滹沱河畔的村子里。
为了保密起见，中央工委对外称作“工校”或“劳大”，刘少奇任校长，朱德为董事，分别称胡校长（刘少奇化名胡服）、朱校董。
当年，西柏坡村民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新奇得不得了。他们形容这个“学校”有“五多”：车马多、天线多、手枪多、哨兵多、首长多。据西柏坡老人们讲，因为平山是老解放区，许多人家都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加上朱德爱动，经常外出散步和老乡们聊天，大家早就认出他来了。但淳朴善良的老百姓，衷心地爱护自己的领袖，从不向外声张。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还经常上街转转，乡亲们都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称首长们为“大先生”。
对中央工委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6月14日致朱德、刘少奇的电文中有明确指示：“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驻扎停当后，于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公开树起消灭封建制度的大旗，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央工委的3个任务之一是“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改变晋察冀在军事上的被动状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陕北战局，也势必影响刘邓大军的南下。在中央工委的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进行重组，并陆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在华北战场连创佳绩，使得国民党在华北平原上只得据守石家庄、保定等几座孤城。特别是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消灭了驻守石家庄的大半精锐部队，解放石家庄的时机成熟。11月6日，石家庄战役打响。经过6天6夜激战，解放了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自此，整个华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中央工委的第三项任务是“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为着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正在由陕北向西柏坡转移途中的董必武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邯郸，参加华北财经会议。3月至5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河北邯郸冶陶镇正式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好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问题。会议决定并报中央批准，成立了统一管理华北财政经济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到了西柏坡后，董必武在中央工委驻地以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名义致电各局：华北财办即将正式开始工作，地点设在晋察冀建屏县夹峪村。华北财办在短短的时间内对各区财经工作进行指导协调，解决了一系列具体问题，成效卓著。
中央工委将驻地选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为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风云际会间，西柏坡成为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打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