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8日，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正在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新编第四旅的部分领导干部。他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延安，自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后，这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英勇自卫作战，累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6个旅、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使国民党丧失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打破了蒋介石妄图“速战速决”的幻想。1947年2月，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

国民党不得不改变策略。蒋介石决定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所。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集中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其中，进攻陕北解放区的兵力有34个旅、25万多人。3月11日，美国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撤离后仅7小时，国民党军飞机就对延安进行了轰炸。随之，胡宗南率领15个旅、14万人马分兵两路向延安扑来。他依仗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的12个师以及榆林方面第22军两个师的策应，扬言“要在三天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军力只有6个旅共计2万多人，数量上相当于国民党军的十分之一，装备上也处于劣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撤离延安。3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郑重讨论延安弃守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的主张。同时，决定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人民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对撤离延安问题，党内许多同志和当地老百姓都想不通。曾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回忆过他与毛泽东关于延安弃守问题的一段对话：

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

他又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

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战争果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仅仅一年，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面对强敌的进攻，从3月13日开始，部署于一线的西北野战军教导旅、警备第7团等各部队奋起反击。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3个防御集团，由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全面抗击胡宗南的进攻。

延安保卫战打得异常惨烈。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西北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发扬运动战的传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以伤亡691人的较小代价，歼敌5000余人，阻滞、消耗了敌军的力量，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兼前敌委员会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延安进攻。我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等部队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抵抗，经七天激战，予敌以5000余人的杀伤，胜利完成了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晨主动撤出战斗。

为了鼓舞士气，在撤离延安前夕，出现了本章开头毛泽东向保卫延安的部队干部讲话的那一幕：“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了王家坪，告别了曾战斗生活过十余年的延安，向东北方向转移。对撤离延安，保卫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邬吉成有一个回忆。他说：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边区政府的人员，驻防的部队，后勤机关、家属，包括幼儿园的养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

城外，枪炮之声由远而近，杨家岭、大砭沟等处，一些敌机投下没有爆炸的燃烧弹，都被集中起来点着了，熊熊火焰耀得几处通明。匆忙清理拆卸后的街面遗物杂陈，文件销毁的灰烬还冒着几缕青烟，看上去显得有点乱糟糟的。

可是毛主席还一直在磨蹭，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德怀一再催促，说“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待了！”这才硬把毛主席逼上了车。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陕北的自然条件带来的。在这片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地形多是以峁为主的梁峁沟壑丘陵区，毫无遮拦，不便隐蔽。这里聚集了23万国民党正规军。转移中的中共中央机关近乎在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多亏陕北的群众基础好，这支移动的非战斗队伍处处受到掩护。否则，可以说寸步难行。

就在撤离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一行就遭遇一次危险。国民党飞机在刘家渠村发现了这支队伍，并开始对其进行低空扫射。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了一个洞。这次遇险时，毛泽东不仅没有紧张，还乐观地把碎掉的有散纹的玻璃比作一朵花。汪东兴在3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由于汽车未伪装，敌机发现目标进行轰炸，汽车受到轻微损伤，毛主席、周副主席安然，部队迅速将汽车加强伪装，即由刘家渠出发，经永坪镇到清涧县徐家沟。”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穷追不舍，中央机关何去何从？必须尽快拿出方案。继续留在陕北，可以牵制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政治上也较为有利，但危险重重；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去，比较安全，但胡宗南的部队必定咬住不放，增加了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不利于全国战场。

枣林沟，是陕北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3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这里。当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行动问题。周恩来前一天去了晋西北布置工作，没有与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坚持东渡黄河。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最后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枣林沟会议是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根据形势的要求，确定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工，既保障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对全国各解放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又做好了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准备。4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号召全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统筹后方保障工作。至此，中央工作机构分成3个部分。

枣林沟会议之后，为便于行动，中央机关人员成立以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为政委的“昆仑”纵队，编成4个大队。中共中央的领导者还给自己起了意味深长的代号：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在此后近一年的转战陕北岁月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包括4个警卫连在内共约800人的中央纵队，足迹踏遍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 orBpTeZobXu41H/JdmGo19sulVPwPyfEE5KiTV+TPtsNYvFGh+/cwq0SZ0Mpku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