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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张庆黎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滹沱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发源于山西五台山北麓,流经山西、河北两省注入子牙河,穿越平山县境内时奔腾咆哮、气势磅礴。南宋文天祥曾留诗:“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选址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村办公,便注定了西柏坡村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随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到来,1948年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迁移到西柏坡,开启了大决战和建立新中国的序章。

西柏坡村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滹沱河北岸,苍松翠柏、依山傍水,有如一颗明珠镶嵌于太行山中。随着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到来,以西柏坡为中心的滹沱河沿岸村庄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以及有“中央人民政府雏形”之称的华北人民政府的驻扎地。这里在当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的“心脏”,有“中国命运定于此村”之称,成就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由此被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1973年2月,周恩来总理为西柏坡题词:“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与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我曾有幸在河北工作过,对这块红色热土充满感情。每年的3月23日“赶考日”,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行政治洗礼和思想淬炼,以常葆忧患意识和奋进状态。离开河北后,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但对西柏坡的情愫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反而与日俱增。我常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与有科学完善、统一高效的制度保障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道支撑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浸润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为确立标志。回顾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的诞生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最为关键和重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重要政治前提。无论是新型政党制度,还是人民政协制度,其根本特征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这个政治前提,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都将不复存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五一口号”发布前,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只是合作或联盟关系,并没有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55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人物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和政党关系在滹沱河畔已然形成。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为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

二是提出了召开新政协会议作为建立新中国的必要步骤。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新中国步骤。中国共产党所号召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与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有本质的区别。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一致,在暂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扩大新政协的阵容,增强新政协的代表性,由新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直接产生中央人民政府。这一重大调整,直接加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人民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是孕育了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的雏形。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是伴随着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步确立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新型政党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基本搭建起来。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规定,参加新政协筹备和会议的党派单位,即多党合作的主体有11个党派。与现在新型政党制度包括的8个民主党派相比,这11个党派除因台盟当时不属于全国性党派、九三学社因在国统区不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故未列入,其他民主党派均在其中。后来,新政协筹备会上,经多党协商决定台盟和九三学社均参加新政协。在此时期,人民政协也在组织上大致形成。1949年2月28日,中央统战部在呈报中央的综合报告中称,所拟议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总数约为40个,这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时的45个单位相比,近90%的单位已经确定。由此可见,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初具形态。

四是创造了政治协商诸多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根据形势需要,中央统战部部署和组织民主人士分赴东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筹建新政权。一些民主人士从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冒着危险秘密穿越敌人封锁线,到达毗邻西柏坡的李家庄。李家庄也位于滹沱河畔,是中央统战部所在地。这使中共中央与民主人士协商交流更为便捷。围绕建国方略和新政协筹备,西柏坡和李家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人士,开展了一系列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书面协商、会议协商、座谈协商、情况通报等许多沿用至今的政治协商形式和方法。

滹沱河畔、西柏坡村,镌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跨越,见证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历史选择,拉开了人民政协和新中国诞生的序幕,是一个流淌着红色历史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挖掘。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听闻李红梅、史宝强两位同志合写了《滹沱河畔》一书,阅读书稿后,深感欣慰。几年来,这两位同志以政协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人民政协历史和统一战线历史多加研究,颇有成果。他们再接再厉,又下足功夫收集大量档案文献和“三亲”史料,爬梳剔抉、钩沉史海,全面系统梳理了组织民主人士到华北解放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初步实践等重要历史。整本书用叙事史学的方法,以史为经、以事为纬,用细节刻画了民主人士冒着重重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秘密奔赴解放区的一幅幅景象,进一步彰显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力量的伟大魅力;用史料说话,条分缕析地对“五一口号”的缘起、建立新中国程序重大调整等重大党史事件进行了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滹沱河畔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协商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的生动场景。这是一本融政治性、思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图书,对于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从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具有重要价值。 c1t90Dj8fCZ7zYfvrUCWX5kBJ2X7ovYyT7wD96QwQ2mch64rht1AH6yZE1Dsbn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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