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坐镇指挥

在国共双方仍在决战、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要成立的新政权认识程度不一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邀请函发出了，但对方是否赴约？即便对方同意赴约，在战事紧张的形势下如何安全护送他们抵达解放区？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中共中央及有关党组织慎之又慎、协调处置。尤其是聚集在香港的各界人士1000多人，包括大部分民主党派的领袖，需要从港英当局的眼皮子底下，躲开特工监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跨过茫茫大海，到达解放区，其间，环节多、影响大、风险系数高，不亚于一项系统工程。周恩来亲自担任这项工程的总指挥。

周恩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党和军队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掌门人”，他素以心思缜密著称。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周恩来坐镇滹沱河畔的西柏坡，在协助毛泽东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投入很大精力开展新政协的筹备。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一室主任的罗青长回忆：

在退出延安到西柏坡的时候，一方面周恩来是总参谋长指挥前方作战，几个决战就是在西柏坡决定的。同时在国统区、香港、南洋海外很多的工作都是由周恩来筹划建议指挥的，具体执行就是通过我们的秘密电台。比如说当时开全国政协（会议）来了那么多民主人士，现在大部分都过世了，很不容易的，从香港到东北很费周折，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精细的，从哪个道路走，走哪个港口他都有很精密的布置。轮船也是很不容易的，从香港到大连，有的是经过朝鲜平壤转移到西柏坡，最后到北平，也是大量工作。当然具体工作是我们做的，但是周恩来亲自指挥费了很大劲的，常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精神。

接送民主人士这个“系统工程”的关键，是要制定安全可靠的接待地点和接送路线。中共中央拟定的邀请名单里，个个都是在全国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各界代表人士。这些人同时也是国民党的重点防控对象。据后来解密的档案，1949年1月25日，引退后的蒋介石在溪口老家召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指示他制定一份暗杀名单。其中，除了少数几个国民党内部政治宿敌，大部分是反对他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

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确定了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在1948年夏秋，中共中央曾把哈尔滨作为新政协的召开地。由于东北地区在我国版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共中央一直把东北放在抗战胜利后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1947年上半年，在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季攻势的胜利之后，哈尔滨的形势稳定下来。哈尔滨不仅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是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哈尔滨还有交通区域优势，是东北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解放后的哈尔滨，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下，城市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这些都将为召开新政协会议提供保障。

由于哈尔滨位于中国的东北部，与中、南部地区间隔着大片的国统区。中共中央认为，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士全部护送到哈尔滨，显然难以实现，必须在南部选择一个比较稳固的、安全的地点，作为参加新政协人员的聚集地。经过权衡，这个聚集地就选择在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附近、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以后，除了北平、天津、太原等几个孤立的大城市仍在国民党手中，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成为稳固的解放区。尤其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中央后委汇合后，西柏坡一带的安全就更有保障。李家庄与西柏坡都在滹沱河畔，比邻而居。这里是中央统战部驻地，群众基础较好，既安全又便于开展工作，自然成为接待民主人士的另一备选地。哈尔滨、李家庄，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接送各地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目的地不同，路线设计自然不同。香港距离哈尔滨和李家庄这两个接待地点都比较远，中间有国统区和国共双方交战区。周恩来考虑，由于李家庄位于华北腹地，香港人士到李家庄只能走陆路，而大多民主人士身份显赫，没有战斗经验，不利于隐蔽，这样太过危险，所以，把香港民主人士的目的地确定在哈尔滨。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从香港出来的民主人士也并非全部去了哈尔滨。只有第一批沈钧儒一行到了哈尔滨。之后的北上者，大多汇集到刚刚解放的沈阳；也有人冒着风险辗转来到李家庄。

最使周恩来费尽心血的是香港这一路。香港与哈尔滨之间，周恩来最初设计的是空中路线。他设想：从香港乘飞机先到伦敦，再由伦敦转飞苏联，由苏联进入哈尔滨。这条路线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香港至伦敦，同属英国管辖，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无法公开干涉或进行拦截。伦敦至苏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苏联具有同盟关系，且战后争夺亚洲势力范围主要是美苏，英苏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对抗，所以，也不会由于英苏关系而对民主人士产生威胁。苏联至哈尔滨，也比较安全。1948年后中共与苏共关系日益走近，且哈尔滨与苏联边境没有国民党统治区，完全处于中共军队的控制之下。

这一设想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港英政府的态度。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开始走下坡路，国共力量对比发生逆转。英国政府虽然与国民党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为了在香港的长远利益，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港英政府开始采取“中立”政策，既不支持国民党限制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也不与共产党合作明确反对国民党；对旅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更是另眼相看，只要不违反香港的法律，一般不限制民主党派的活动。为了保持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港英当局指定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施乐斯（D.T.Sloss）为非官方代表。周恩来正是抓住了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这种政治心态，才大胆设计了这条空中路线。

这条路线的最大难点是必须要经过英国海关。为此，1948年秋周恩来密电潘汉年，指示其设法与港英当局联系。潘汉年找到了与中共关系密切，并任民主党派驻港代表的萨空了商议，由萨空了出面与港英当局交涉。萨空了找到施乐斯，说明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请提供过境方便。施乐斯表示，这两个政党领袖离开香港非同小可，必须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段时间，施乐斯回话说，这件事香港总督也做不了主，需请示伦敦，并明确表示要有一个较长时间才能答复。香港与伦敦距离是远点，但有直接通讯联系。所谓的“请示”，显然有敷衍之意。周恩来从港方的态度中已有察觉。由于新政协会议预定在1948年冬季召开，周恩来等不及了，只得放弃这条路线。后来一直到12月份，施乐斯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这只能是一个迟到的答复。因为中共的护送工作早就启动，沈钧儒等部分民主人士已到达解放区。

这条途经欧洲的空中路线虽然最终没能启用，但它让香港民主人士体会到了中共的邀请诚意，以及对他们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决心。

周恩来决定放弃欧洲空中路线后，马上启动了海上路线。这条路线是由香港至大连或朝鲜罗津到东北解放区的海上航道，沿途经过朝鲜海峡、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周恩来未雨绸缪，早已派钱之光等人以经营贸易名义打通了此航道。但是，这条路线也要经过三关：一是出港要通过检查。港英当局若不配合，出港前很容易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阻挠，甚至暗杀。二是北上要经过台湾海峡，有可能遭遇国民党军舰拦截。三是登岸问题，当时东北还没有共产党军队控制的港口。

经过各方商议，为解决这3个难点，周恩来决定租用外国的货轮，绕开港英当局和特务监视，躲过国民党军舰拦截，在朝鲜港口登岸。租用外国货轮，一方面可以麻痹港英警方和特务监视，顺利通过检查；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舰拦截。在没有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国民党军舰一般不敢随便拦截外国商船进行检查。

走空中路线，看似绕道，实则相对便捷。而走海路，租用货轮，只能秘密分批进行。途中不仅耗时长，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无法预料。周恩来专门将时任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负责人的钱之光派往香港，与香港分局潘汉年等人组成工作专班，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毛泽东“八一复电”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去香港。8月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电：“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潘汉年、夏衍、连贯都是中共香港分局的重要成员。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除了他们三位，还有许涤新、饶彰风。潘汉年负责全面工作，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工作的准备。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后，先到平壤，会见中共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一同前往苏联的办事机构，提出租船要求。苏联办事处马上答应并办理了手续，安排“波尔塔瓦”号货轮去香港。钱之光启动了整个接送工作的第一步。

8月30日，周恩来获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准备就绪，遂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提醒“须注意绝对保密”。一周后的9月7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冯玉祥乘苏联客轮由美归国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难。这件事给即将起程北上的民主人士不能不说带来了一丝阴影。周恩来立即致电潘汉年并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为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遵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除严格保密外，他们商定：每批接送都要有共产党员陪同，做到与民主人士真正的“风雨同舟”。后来担任香港华润公司董事长的钱之光回忆：

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做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对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是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的。

北上的民主人士，有的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有些即便与共产党人比较熟悉，也未必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合作共事、协商建国，需要一个相互信任的氛围。解放区的接待工作如何，直接影响民主人士的第一印象。

民主人士尚未出行，周恩来就早早谋划从海路到达港口后的接待事宜。7月31日，周恩来致电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通知他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俚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后来由于战事变化，这条路线没有起用。除了路线，周恩来还考虑到民主人士到岸后的报道、宴请、席位、着装等，对方方面面都做了安排。钱之光夫人刘昂晚年在《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回忆：

第三批北上民主人士最多，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周恩来同志对这次行动的指示更加具体、周密，电示我和冯铉，这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安排最好的旅馆、确保安全；要举行宴会；请大连地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的交代，还要我们为北上的民主人士准备好御寒的皮大衣、皮帽子、皮靴。从这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真诚和关怀，也看到了周恩来同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在组织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靠前指挥、具体部署。他亲笔起草多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电文；亲拟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的邀请名单；研究并批准香港分局所制定的每一批民主人士北上方案；直接布置安排民主人士抵达解放区后的接待工作。正如钱之光事后总结的：“民主人士的顺利北上，自始至终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可以说，民主人士的顺利北上以至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周密指挥的结果。” JA+O93WRMIYpFUXyV+D4DuH9G19NOObwJcLH9F3eEkwvjFPWyIaAau59p2Mo/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