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入驻西柏坡

1948年4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宣布：中共中央、中央军委5月1日起，在西柏坡正式开始办公。从此，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城南庄会议后，毛泽东仍留在城南庄。他准备在5月初动身越过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权，无疑将是讨论的重点。中共中央已准备让罗瑞卿带领一个旅护送毛泽东。

等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五一口号”发布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反应和态度。这将影响下一步的决策。

5月7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并潘汉年电，要求他们就召开新政协问题，用非正式的或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将各方反映报告中央。5月13日，周恩来电示香港分局，要求将响应“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署名全文电告中央。

就在这时，斯大林改变了此前同意毛泽东去莫斯科的意见。斯大林提出，从河北到哈尔滨，沿途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泽东推迟访苏。

不去苏联了，毛泽东就准备稍事休整，搬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汇合。不料，5月18日，城南庄遭遇敌机轰炸。对当时事态的凶险，多年后聂荣臻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接冀晋军区报告，有敌机在沙河一线活动，接着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一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疾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休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我叫警卫人员找来担架，和赵尔陆同志一起把主席抬起来，一溜小跑着到了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一共投了5枚炸弹，一枚落在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有爆炸，两枚落在离驻地较远的地方，另外一枚在毛泽东所住的小院里爆炸，把房子门窗的玻璃都震碎了，有一些鸡蛋也被弹片砸烂了。看到这些，我心中未免害怕起来，如果不是我们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毛泽东刚吃完安眠药入睡，敌机就来轰炸，可见是内鬼作祟。此案很快得以破获。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有预谋的一场暗杀行动，目标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城南庄被炸后，周恩来当天从西柏坡赶来，并于当晚帮助毛泽东秘密迁往城南庄以西20多里的花山村。第三天清晨，10余架敌机再次袭击城南庄，来势比“5·18”更加猛烈。

为安全起见，5月2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花山村，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西柏坡村有一处占地24亩的自然院落。中央工委来后，村民腾让出来，称之为中央大院。整个院落分为前后两部分，中间有一道东西向的山梁，人称柏坡岭。岭南叫前院，其东部3处农院紧紧相连，分别住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3家；西部有2处民房，原是刘少奇、朱德合住的院子和董必武的住所。岭北叫后沟，后来在此又盖起3间窑洞式的房子，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朱德一家搬了进去。

从此，直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迁移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西柏坡这个指挥所部署大决战、谋划大方略，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着全面的准备。

为抓紧推动新政协新政权的筹划，5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请他们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这些人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对中共中央来说，“五一口号”发出一个多月了，香港那边情况如何？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态度如何？香港分局是否理解中央意图、以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方式征询民主人士的意见？所有这一切音信皆无。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文，再电示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名额以及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及如何召集等事项，请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人士的意见。

事实上，在香港，中共香港分局正积极引导“新政协运动”走向深入。6月30日，分局书记方方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谭平山、茅盾、李章达、胡愈之、王绍鏊等出席。李济深因故没有到会，委托香港分局统战委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在5月8日座谈会上，讨论的大多关乎新政协性质等宏大话题，这次座谈会则集中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比如，新政协何时召开？在什么地方开会？谁是新政协的召集人？新政协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些单位和个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等等。

其中，关于新政协的参加单位和个人是讨论最热烈、也最具原则性的一个问题。会议一致赞同“五一口号”提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这个框架，但普遍认为应以其对现阶段民主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在讨论接近结束的时候，连贯转达李济深的意见“新政协代表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政协的各种力量”时，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谭平山认为：那些人也要争取，但是只是个别争取，不要整个争取，整个争取也是不可能的。

香港“新政协运动”虽不过数月，但影响深远，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面对面进行政治协商的新模式。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围绕新政协若干实质性问题深入讨论，交流看法，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新政协筹备、新中国成立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五五通电”及其他相关声明和讨论情况。他复电民主人士，已经是8月1日了。

毛泽东复电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另致电香港分局和潘汉年，对拖延报告香港情况之事予以批评：

中央“五一”口号发表后，港、沪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面人士均有热烈响应。中央亦曾电告你们，向各方征询对召开新政协，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这件事对你们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香港各党派五月五日两份通电，你们延至辰寒（5月14日）还只约略告大意，我们当电索全文，你们直至七月中始将全文拍来，延迟两月之久，而对其他通电、宣言，直到现在也未转来，使我们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至三月，引起各方面不必要的猜疑。从这件事上，证明你们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从当时情况看，中央有此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五一口号”发布数月，中共中央几次发电部署和催问，但毫无消息；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香港响应之及时之热烈，可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中共中央这边却没有了回应，也难免“引起各方面不必要的猜疑”。不过出现这种状况事出有因。据当时在香港分局负责机要电报工作的杜襟南回忆，“延搁”的原因是“密码故障”引起的，而并非“政治注意力甚弱”的缘故。按照机要原则，“五五通电”已在报上公开，必须另编密码发出。但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部门几次译不出来，或译不完整。经技术检查，直到7月中旬才将电文全部译出。 这也就是毛泽东致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中所说的“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的原因。

毛泽东在复电中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响应“五一口号”并热心促其实现的行动表示钦佩。他提出：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

“八一复电”后，按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说法，统战是当时党中央抓的两项重点工作之一，几乎与打仗同等重要。中共中央把部署和护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建立新政权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复电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外华侨中，又一次引起了强烈震动。大家倍感振奋，因中共中央“迟复”带来的疑虑一扫而光，仿佛感受到了新政协的第一搏脉动，触摸到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许多民主人士期盼能够早日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去。 eNvUo/nUIUqte7lpPg6kjc5EJra61EOVkhZVnlGu1HueBNWaCjpjDMBSfnbSHC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