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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明确提出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和实现这一蓝图的路线图、领导力量、依靠力量。能否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各民主党派、上层民主人士的支持,对于建立新中国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意义重大。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两极”的政党格局。但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诸多党派组织和团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间势力,亦称中间力量、中间党派、第三方面。

中间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容忽视的一股社会、政治力量,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代表主要是各民主党派。胡绳曾有个观点:党史研究不只要研究国共两个对立的方面、研究武装斗争,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势力跟谁走,谁就有了胜利的把握。不是因为战争,至少不是完全因为战争才使你这个党能够执政。是中间的这么一大块力量,信服你的感召、信服你的路线、信服你的目标,才能决定你的胜败。

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称谓及认识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提法是“各党派”或“各党各派”,如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说,“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抗战时期,对中间党派的称谓因时而异,在谈到国共两党之间时,称之为“中间党派”;在谈到抗日战争时,称之为“爱国党派”“抗日党派”“爱国的抗日党派”,如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提到“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 到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纲领”,“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的提法,首次出现民主党派的称谓。从此以后,中共多称中间党派为民主党派。这个提法逐步被各方接受,延续至今。

当时,中共改称中间党派为民主党派,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势力,将一些右翼党派如民社党和青年党等也包括在内。1946年11月民社党、青年党参加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时,中共随即指出:“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的民主党派、真正的社会贤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 这时已将民社党和青年党等右翼党派排除在民主党派范畴之外了。“五一口号”号召中所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显然也是排除民社党、青年党等党派的“真正的民主党派、真正的社会贤达”。

在围绕旧政协、伪国大等与国民党开展的现实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走中间路线只是一个幻想,根本走不通。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决裂的标志性事件,是民盟被宣布为非法。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迫于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民盟、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中共的安排、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部分采取分散方式坚持斗争;一部分去香港和解放区公开斗争。

战后初期的香港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 ,而且人们觉得在这里“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 ,对革命的和民主的力量来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民主党派纷纷将“主战场”转移到香港,重新集结,高举反蒋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加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7年5月,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鲜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奋斗目标。11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香港召开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把反对蒋介石统治、反对台湾独立和托管阴谋作为自己的重要斗争任务。12月25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正式召开。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民革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也标志着国民党革命派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1月5日至19日,由沈钧儒、章伯钧主持,民盟在香港秘密举行一届三中全会。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全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宣布彻底和美蒋决裂,重新确立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建民盟总部。从此,民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1948年5月1日之前,除了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仍留在内地坚持地下斗争,其余各主要民主党派总部及其主要领导人(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后来也经过香港北上)基本上都聚集香港,汇成强大的民主力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巩固和壮大。

在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民革、民盟及其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要把建国的基本构想、重要步骤,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进行协商,李济深、沈钧儒他们的意见和态度至为重要。

因此,在“五一口号”正式对外发布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信函写道: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在协商建立新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这封信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迈出了政党协商的第一步。“五一口号”虽然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只是中共单方面的意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是否成熟,这个路线图是否可行,政治协商会议哪些人参加、如何召开、在哪儿召开?这些问题都需要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商量。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

从此后的历史进程可见,这封信发出后,中共中央委托香港分局、东北局分别与民主人士围绕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政权开展了多次协商。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和李家庄,由于占据天时地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间,上演了一幕幕协商建国的故事。 rFlKwrZuVGeMrPWmdUW6D5HjZD/TcerX61Icqo8tWhARgKfv38d3y+tIUmrUFo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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