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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明确提出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和实现这一蓝图的路线图、领导力量、依靠力量。能否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各民主党派、上层民主人士的支持，对于建立新中国的正当性、合法性、民主性，意义重大。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两极”的政党格局。但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诸多党派组织和团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间势力，亦称中间力量、中间党派、第三方面。
中间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容忽视的一股社会、政治力量，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代表主要是各民主党派。胡绳曾有个观点：党史研究不只要研究国共两个对立的方面、研究武装斗争，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势力跟谁走，谁就有了胜利的把握。不是因为战争，至少不是完全因为战争才使你这个党能够执政。是中间的这么一大块力量，信服你的感召、信服你的路线、信服你的目标，才能决定你的胜败。
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称谓及认识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提法是“各党派”或“各党各派”，如1935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说，“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抗战时期，对中间党派的称谓因时而异，在谈到国共两党之间时，称之为“中间党派”；在谈到抗日战争时，称之为“爱国党派”“抗日党派”“爱国的抗日党派”，如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提到“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
到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纲领”，“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的提法，首次出现民主党派的称谓。从此以后，中共多称中间党派为民主党派。这个提法逐步被各方接受，延续至今。
当时，中共改称中间党派为民主党派，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势力，将一些右翼党派如民社党和青年党等也包括在内。1946年11月民社党、青年党参加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时，中共随即指出：“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的民主党派、真正的社会贤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
这时已将民社党和青年党等右翼党派排除在民主党派范畴之外了。“五一口号”号召中所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显然也是排除民社党、青年党等党派的“真正的民主党派、真正的社会贤达”。
在围绕旧政协、伪国大等与国民党开展的现实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走中间路线只是一个幻想，根本走不通。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决裂的标志性事件，是民盟被宣布为非法。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声称：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严加取缔，以遏乱萌，而维治安。
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11月6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迫于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民盟、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在中共的安排、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一部分采取分散方式坚持斗争；一部分去香港和解放区公开斗争。
战后初期的香港是“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
，而且人们觉得在这里“不像解放区那么动荡，也不像蒋管区那样受迫害”
，对革命的和民主的力量来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民主党派纷纷将“主战场”转移到香港，重新集结，高举反蒋旗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加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7年5月，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鲜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奋斗目标。11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香港召开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把反对蒋介石统治、反对台湾独立和托管阴谋作为自己的重要斗争任务。12月25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香港正式召开。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民革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也标志着国民党革命派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1月5日至19日，由沈钧儒、章伯钧主持，民盟在香港秘密举行一届三中全会。民盟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全会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中间路线，宣布彻底和美蒋决裂，重新确立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建民盟总部。从此，民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1948年5月1日之前，除了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仍留在内地坚持地下斗争，其余各主要民主党派总部及其主要领导人（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后来也经过香港北上）基本上都聚集香港，汇成强大的民主力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巩固和壮大。
在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民革、民盟及其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要把建国的基本构想、重要步骤，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进行协商，李济深、沈钧儒他们的意见和态度至为重要。
因此，在“五一口号”正式对外发布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致信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信函写道：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在协商建立新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的这封信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迈出了政党协商的第一步。“五一口号”虽然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只是中共单方面的意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是否成熟，这个路线图是否可行，政治协商会议哪些人参加、如何召开、在哪儿召开？这些问题都需要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商量。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
从此后的历史进程可见，这封信发出后，中共中央委托香港分局、东北局分别与民主人士围绕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新政权开展了多次协商。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和李家庄，由于占据天时地利，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间，上演了一幕幕协商建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