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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的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在当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影响。但关于“五一口号”发布的缘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主人公就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
1946年 1月22日，邓颖超与刚出狱的廖承志在重庆的合影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 廖仲恺 、 何香凝 夫妇之子。父母亲希望他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因而起名“承志”。廖承志曾两次负责新华社工作。第一次是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后，任红色中华通讯社外国电讯负责人。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第二次是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再度领导新华社工作。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马上来临了。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山东、东北、晋南、陕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原战场告捷，直逼国民党长江防线。形势比人强。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职业敏锐性，意识到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央一定有重大宣言需要发布！于是他从涉县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予以请示。
由于廖承志的电报与“五一口号”这一重大事件相关而多次被党史界、学术界提及，但均没有披露过电报原文。据说电文简短而有“不雅”的成分，大意是：“五一节将至，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位于河北涉县的新华电台编辑部旧址
军旅作家郝在今在《协商建国：中国民主1949》中，用文学的手法，对廖承志“问屁”故事作了描述：
战事正忙，行程未定，中共中央怎么想起发布这个口号？
那是缘起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涉县的西戍村（即今西戌村——笔者注）。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负责新闻发布的新华社当然要请示请示中央。
西柏坡的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把廖承志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罗青长暗观周恩来神色，因为他知道，廖承志这封电报的语言太——
“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屁”？
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对中央，竟敢使用这种不恭的语言？
周恩来看看电报，只是一笑：“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
这领导真够民主的！连“屁”都敢放，还有什么意见不能提？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句民间俗语，不时被毛泽东引用。毛泽东总是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
而蒋介石那里，只有他一人可以“娘希匹”一下，别人有屁也只好憋着。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曾说：李宗仁见老蒋只会打立正。
有了廖承志问“屁”这个引子，中共中央决定发布五一口号。
廖承志发电报的事因为与“五一口号”的发布有关，其流传之广、被引用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频频出现在专家学者著作、各种期刊文章、影视文学作品中。就连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六十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策划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一书中，也讲了这件事：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交汇的结果。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
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
……
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恰逢重大节日！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廖承志给中央发请示电报的事之所以说是“流传”，是因为直到现在这封电报也没有现世。而流传之广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封简短电报与“五一口号”发布的缘起有关联，二是电报中的“问屁”内容使这封电报变得非常传奇。
时光流逝70多年了，关于廖承志给中央发请示电报这件事的传说仍然经久不衰。许多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件事的真实性，然而一些相信“眼见为实”或勇于“质疑”的人不禁要问，既然现在看不到这封电报，那么到底有没有廖承志发电报这件事？如果廖承志发了这封电报，里面有没有“问屁”内容？
由于“五一口号”在新中国成立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探寻与其相关的缘由，自然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笔者试图多方查询这封电报的真实性，也曾求助于权威档案机构，求教于专家学者，翻阅大量史料，均无所获。当年的亲历者基本已不在人世，无法印证。对这个“疑谜”，只能依据一些旁证资料，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尝试做一些探究。
首先，廖承志在“五一”节之前是否给中央发了电报？有没有“问屁”内容？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前后这段时间，正处于战略决战的前夕。在城南庄、西柏坡的小平房里，中共中央主要靠发电报和各战场、各方面联系，与远在涉县山坳里的新华社的联系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据中央档案馆和新华社的一些史料看，当时中共中央与新华社电报往来十分频繁。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且逢重要节日，处在与国民党政治斗争前沿的新华社及其社长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请示宣传口径，程序上是正常的，逻辑上也是合理的。
李敦白（1921—2019），美国进步人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唯一的外籍党员。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也亲历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跻身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1945年他来中国，1946年先后在张家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1948年时，他受廖承志领导，也是廖承志的好朋友。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合影
2009年，河北电视台为了制作大型历史文献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采访了大量与西柏坡有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就包括李敦白。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新华社曾经在涉县还待过一段时间。到涉县后工作全面恢复，包括扩大规模。涉县那个叫“西戍”，那个戍是卫戍司令部的戍，但当地老百姓念shui，西shui，东shui，中间一个小村子叫诚村，大概那个地方是古代一个小国的首府，在那儿全面干起来了。那是很苦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他们老百姓说一个大人物来了，他就来水，那廖承志来了就来水，要不然跑很远的地方把水拉回来。
1948年的时候，当时新华社发表“五一”口号。4月底，马上要“五一”了嘛。按照惯例要发表东西是吧，当时这个影响挺大的。当时的情况是廖承志首先给中央发电报。“五一”的时候还没到平山。
从李敦白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廖承志在1948年“五一”节前夕确实给中央发了电报，但遗憾的是，李敦白并没有说明电报的内容。
2021年，已经退休的军旅作家郝在今曾表示，关于廖承志发“问屁”电报的故事，是他首次披露的。郝在今说，1999年的时候，为了准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肝胆相照》剧本素材，他采访了罗青长、梅黎（张唯一的夫人，张唯一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同志，两人都提到了廖承志发的“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以及周恩来说“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的话。郝在今的回忆，比较确定地说明了，廖承志确实给中央发了请示电报，而且电报中有“问屁”字样。
其次，为什么查不到这封请示电报？
中共中央到了西柏坡后，虽然仍是紧张的战时状态，但中共中央的档案管理已经比较严格和规范了。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档案的保存比较完整。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转移之前，中央办公厅对各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做过专门要求。1949年2月25日发出的《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其中规定：
2.一切废纸、杂字、油印后的蜡纸、用过的复写纸一律烧毁。
3.对各种档案、文件、电讯及一切有关机密材料，应即进行清理登记、包封，妥为装箱保管，临时使用之材料，应责成专人携带。凡有已失时效，又无须带走的文件材料须焚毁时，必须经本机关最高首长批准，并有两人以上在场始能焚毁之。
4.一切文件装箱，须分普通与特别机密两部，并须事先指定专人看管押送。
5.立即详细检查一切不令人注目的偏僻地方、收检片纸只字（如室内墙缝中、老鼠洞内、箱柜下、箱柜背后、桌凳脚下、炉灶中、坑[炕]席下、墙壁桌凳所写的名字、机关代号、糊窗纸上、室内外之厕所中、小便池内、垃圾堆、猪圈、驻地道路旁边，那怕是片纸只字）事先加以检查与清理。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机关在离开西柏坡时连墙缝中、老鼠洞内的“片纸只字”都没有丢下。这就可以确定，廖承志的请示电报，不可能丢落在西柏坡。
我们在做有关人民政协成立的课题时，曾到中央档案馆查询，遗憾无果。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此电报由于过短或者因电文不雅被列入“焚毁”之列。假如是这种情况，那么廖承志的请示电报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了。二是此电报仍在，只是“沉睡”在档案馆的某个“角落”，没被查到；或者是查到了，出于解密规定、电文不雅、政治考量等原因不宜公开。果如此，将来某一天，它可能会大白于天下。
还有，廖承志本人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及此事？
廖承志于1983年逝世。在世时，廖承志本人从来没有提及给中央发“问屁”电报的事。笔者分析，1948年“五一”节之前，廖承志远在河北邯郸涉县，并不知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构想，这从“五一口号”初稿内容便可看出。他只是出于政治敏锐性和惯例，在“五一”节前夕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给中央发了请示电报。廖承志的自觉行动，与中共中央正欲发表建国主张的设想，在时间上恰巧高度契合。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历史的必然，而廖承志此时发的请示电报，是这个必然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廖承志作为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自然不会把偶然因素与历史必然混淆在一起。
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中并不罕见。比如，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1948年9月在由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途中，发表了一番关于解放战争进程的“高论”，引起旅大党委重视并派专人护送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他是怎么向党中央汇报的，中央是不是接受了胡愈之的建议？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胡愈之直到逝世，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及。若不是当年旅大党委负责人李一氓后来披露，恐怕现在也成了悬案。
廖承志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顺应历史潮流，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