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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讲谈社。我按时间顺序写出这四十多年来以当编辑为主的经验。我想先谈谈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按现在的话来说是“求职”，也就是找工作的时期。
当时已经有所谓的“就职合同”了，但实际上有名无实。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少人三年级就定下了就职去向，早的人甚至二年级就已被内定录取。
那个时候，我打麻将比上课还积极。我不是个守规矩的学生，从上高中起就参与业余文学杂志的编写工作，一直梦想着不上班，靠写小说生活，所以我对社会的动向很迟钝。
等我想到找工作的事情时，已是四年级，班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没有被内定录取。
社会现实严峻，我家也不富裕，我知道自己没有当作家吃饭的才能，尽管不情愿，也得找个工作先活下去。我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母亲为生活吃过很多苦，她一直嘱咐我：“你上班才能得到稳定的收入。”母亲的话有分量，我好不容易开始行动了。
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已经记忆模糊。我记得参加了几个公司的说明会，并考了几家公司。
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学生运动已呈弱势，但未停息。我要去找工作，但不想进银行或商社（这是我个人的意愿。看看高中同学的花名册，我们这一代人去金融机构工作的人非常少。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气氛”吧）。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考的都是饮料或食品之类的公司。
结果，我都没考上。K啤酒公司、Y奶制品公司、M糕点公司……都不及格。
已经到了冒汗的季节，我也开始着急了。那时，一到这个季节，几乎所有公司都结束了招考，只剩下媒体和公务员考试了。
我根本不想当公务员（不是因为公务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公务员考试的题太多），便去考了出版社——这是我以前没考虑过的，结果又是连战连败。到了最后的最后，已经是8月的暑假了，我终于拿到了讲谈社的录取内定。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无人的校园里告诉朋友这个消息的。
我喜欢看小说，也写过小说，可一开始为什么没想进出版社呢？（现在，面试时自豪地说“我从小就爱看书”的学生何其多！）如果我写下考出版社连战连败的事情，估计会很长而且离题，就不多写了。
但是我想说一句，人的素质和是否适合某种工作，并不是简单就能看出来的。二十岁出头时不可能确定一辈子要干什么，即使不如愿（比如考了几家公司都考不上），也没必要悲观或惊慌失措。
我并不相信命运，但是好多家公司都不要我，出版社中也只有讲谈社要了我，使得我不得不想自己是否被什么力量左右了？
后来，当我成为考官时，常常听别人说：“现在的学生同时在考企业和出版社，他到底想干这个工作吗？”因为当年我就是那样，所以只有苦笑，心里嘟囔着：也许事情都这样吧。
说得更夸张一点，像那种声称不干这种工作就活不下去的学生，我甚至感到他们的热情很危险。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剩的“实现自我的欲望”。
我后面还要谈到这件事。在这里我重复一下，人在二十岁左右时，不可能知道将来会怎样，也许怎么样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拉开一些距离（我那时喜欢文学和小说），与其说是有意的，不如说那几乎是生理上的距离。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把自己的位置“相对化”是多么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我本打算写“第一次跑腿”，开场白已经太长了。
我4月进讲谈社，但并不是马上开始“工作”。从那时到现在（中间有一些变化），公司规定有大约两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不算正式员工，是试用期。
培训结束后，我们才被正式分配到各个部门去，开始实际工作。
我就不详谈培训的内容了。讲谈社和别的出版社一样，经常进行的培训是去书店实习，即当书店店员。我们那时要当一个月（现在短了些）。
当然，也有社会上一般的礼貌礼节，还有“相反部门培训”，去与自己将去的部门完全不同的部门，比如编辑部的人去体验销售或广告部门的工作（我就职时，讲谈社招人时分得很细，杂志编辑部、营业部、校对部、会计部等）。培训是出版社员工的“助跑阶段”，换句话说，就是缓期执行。我在这两个月心情焦躁不安，想早点儿开始实际工作。
终于开始说我的“第一件工作”了。
不是好不容易完成了自己担当的“第一件工作”，而是第一次被吩咐干“工作”，也就是“第一次跑腿”。
我被分配到了《好姐妹》编辑部，这是一份带附录的少女漫画月刊，包括总编辑一共九个人。所有编辑都既要编漫画，又要编报道和卷首插图（杂志的卷首彩色页，有征奖、演员照片等内容）。
我记得那是刚分到编辑部没几天，还没有正式担任什么工作，即使担任，也完全不懂工作流程，理所当然地要先帮老编辑干杂活，指导员（讲谈社现在也有这项制度，进社第一年，社里正式任命有经验的员工指导帮助）K氏下达了“指示”。
“明天上午有浅田美代子的摄影，用气球当小道具，你明天一早去藏前批发店取来后，送到富士电视台。”
浅田美代子当时是刚在电视剧《到时间啦！》出名的十七岁新手，那年4月出了第一张单曲唱片《红气球》，编辑部打算根据歌名让她拿着红气球照相。
不用说，这没什么条件可讲。第二天一大早，我拿着一张“你去了就明白”的纸条，到了藏前。那家玩具批发店（也许是）还没开门，我叫起店里的人，拿上他递给我的一串气球上了出租车。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河田町，东京女子医大附近。
请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样子。进公司才两个月，一身西服领带的新员工装束，那个时代还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现在各部门不同，一般来说编辑部，特别是漫画编辑部服装比较自由，即使是新员工也不必穿西服去工作现场了）。
我那时身着蓝色西装，白衬衣配领带，手里拿着红气球。窄小的出租车装不下气球，只好打开车窗让气球飞在窗外，路上行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也许是我的想象，当时确实景象奇妙。
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笑出声。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心情，又腼腆又害臊，觉得这工作不对头呀！
我本来是爱赶时髦的人，当年的浅田美代子非常可爱（我至今仍是她的粉丝），我并不是不愿意干那份工作，我是深切体会到，当编辑什么都得干！
“第一次跑腿”的事就讲到这儿，我不想附加几句什么教训，但“编辑什么都得干”是千真万确的。
有时要端茶倒水，有时要预订采访时的饭店、车票等，签售会的笔用完了还得跑到文具店去买笔。
也就是说，什么杂事都得干，还要随机应变。在那之后，我遇到过许多事情，使我深深懂得了这个道理。
编辑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末校”。
简单说就是准确校对从印刷厂返回的校样，然后告诉印刷厂：“可以了，照这个印刷吧！”
不论杂志或书籍，所有页张不完成末校，就不能印刷，特别是杂志必须严格守时，和时间赛跑，即“截稿期”。
我所在的《好姐妹》，前面也说到是月刊（每月3日发行），每个月都有一次末校（准确说，还会出增刊等，有时每个月有两次），大约有三天时间用于末校。
末校日程由主持具体工作的副总编决定。每个编辑都非常关心每月自己负责的那部分末校在第几天，大家都希望时间多一点，最好靠后安排。
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工作”。我讲一下第一次“末校”自己负责的页张，结束这一章吧。
编辑部人不多，每个编辑都要负责漫画、报道、卷首插图等，当年进来的新编辑，肯定要负责“附录”，或是“Jockey”（一份16页的报道）。这两项校对最麻烦，让新编辑负责其中一项，称之为“锻炼”。（基本上是按顺序分配，比我早一年的编辑负责“附录”，我就负责“Jockey”。顺便说一句，我渐渐明白“Jockey”比“附录”轻松，庆幸自己“幸运”。）
我省去叙说细节，“Jockey”的工作非常零碎。除了活字排印（那是排活字的时代！），还要把插图和手写文字制成凸版组合起来，比如正文主人公的肖像、文中加入的照片和插图，都要制版后把清样按指定位置贴到活字校样上，而且有16页之多！
我本来手就不巧，于是一边叹息：“原来编辑工作是手工课呀！”一边拿着糨糊和剪刀（还有镊子！），含泪苦干。
当然，我都是原封不动按老编辑教我的去做。说实话，我在末校时，几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好不容易结束末校，几天后印样（印好了还没装订，里面有16页的“Jockey”）出来了。我看到印样时，别提多高兴了。
哦，我校完的页张变成这样了！这不就是杂志吗？
我这么写，好像很幼稚很傻，可当时的真实心情就是这样。
我在工作间隙，多次拿出印样看来看去，一个人偷偷地笑，纯粹是高兴啊！
我在多年的编辑生涯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感动和喜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一次超过那次。
我后来曾经在人事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雇用和培训工作（我将在后面详述），我反复对新员工讲那时的高兴心情。也许有人会说，没那么夸张吧？但那确实是创造出什么后朴素的“喜悦”。
就这样，我开始了编辑生涯。对于什么都不懂的我，苦恼的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