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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建立起来的，同时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一个阶段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过很多帮助，同时，他们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过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在同他们影响下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这里，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自身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除了长期存在的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增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因错过了世界范围工业革命机会而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滞后的清王朝，面对穷凶极恶向世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打击、政治压力和经济渗透，不堪一击，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一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我们不会忘记，中国是在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奥匈帝国）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北京的奇耻大辱中进入20世纪的。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中国人民开始寻找能够救中国的真理和出路。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救亡图存，一批批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但一次次奋斗，一次次失败。一直到中国跨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才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正当大家充满民族复兴的希望迎接共和制中国诞生的时候，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致使刚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就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辛亥革命及其建立的中华民国，既没有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跨入20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时刻应运而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应运而生，和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谁强制中国人的，而是中国人自觉自愿这样做的。正在到处寻找救国真理的李大钊等青年知识分子，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正当中国人关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的时候，1919年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交给了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失败后准备签署这一出卖中国利益的和约，这件事激怒了中国人民。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爱国学生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署卖国和约的爱国运动。特别是在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工人阶级集中的上海后，上海工人振臂一呼，号召全国工人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爱国学生、罢免了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官员，也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署卖国和约。而五四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在运动中被拘留，经李大钊等人的营救获得保释后，乔装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历史就是这样奇特，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迅速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专家们写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回避过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酝酿成立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正当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时候，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等人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具体情况。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在一系列座谈会上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其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李大钊介绍他们去上海见陈独秀。维经斯基一行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会见了陈独秀，在介绍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后，还讨论了中国能不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1920年6月，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朋友商量成立一个政党，但党名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陈独秀决定还是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主张叫“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经过酝酿和准备，由陈独秀主持，1920年8月在上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共产党组织一成立，就通过《新青年》杂志同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络，在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因此，它实际上承担了在全国范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任务。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保留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见到维经斯基写给领导的信，信中汇报了他们在北京和上海所做的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于会议被暗探破坏，转移到上海附近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全部议程。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济南、湖北武汉、广东广州和旅日共产党组织的12名代表，以及在广州未能亲自参加会议的陈独秀个人派来的代表共13人，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的第二条第四款，是“联合第三国际”。这就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个问题，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在党的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从那时起到1943年5月下旬共产国际主席团宣布解散国际组织，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除了在红军长征时期曾经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约束下工作，由此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共产国际在中国不仅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和中国国民党也有联系，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帮助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比如从共产国际保留的档案中可以见到，1920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多次到上海会见过孙中山。又比如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有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而孙中山当时也一直在争取苏联共产党的支持，1922年12月，孙中山写信给列宁，说：“本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日往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他所说的“全权代表”，就是1923年8月启程访问苏联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国民党也好，当年都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里既有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需要，也有年轻的中国革命党自己的需要，不能把这样的关系都简单地归入“莫斯科阴谋的产物”。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屡屡发生的右倾的和“左”倾的错误都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有关系。
自从党的二大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应该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不少人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他们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并非一味听从，因此在做重大决策时双方经常发生争论。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面目出现，他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作出的许多决定也并不都是正确的，却又要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谈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毛泽东还说：“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比较好。”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就和共产国际及其影响下形成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有关。在国共合作推进北伐战争的进程中，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要同共产党决裂、谋取独裁专制的野心日益显露。但是，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却对此毫无警惕，还在说：“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不切实际地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等人的身上。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在发指示：“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
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在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等人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然是左派。在他们的影响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一味以妥协让步来拉拢汪精卫，结果汪精卫集团也背叛革命，在7月15日和共产党决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下失败了。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也是共产国际及其他们支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四年，被称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器重的学生，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支持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这次全会后，中共中央的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照米夫的意见来决定，而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都由王明操纵。王明推行的是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他们在政治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和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在军事上，污蔑中国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而毛泽东等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把红军成功的游击战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军队的所谓“正规战”，同敌人“拼消耗”，反对诱敌深入而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但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真正的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大肆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实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并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思想上，污蔑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做法是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搬用到中国来当教条，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优秀的领导人被错杀，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被排斥在领导层之外，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一直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在失去同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正确决定，纠正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在这一历史性大转折中转危为安，最后赢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就是如此复杂。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是不能否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经历了“两次失败”，而这“两次失败”又都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有关。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样的历史事实。
三是，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影响下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同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点是在成长过程中，特别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在这样的总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成为自己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知道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错误领导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自己方面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很少公开讲这些失败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有关，因此，在国际社会许多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才在一些重要文件中披露这方面信息。比如中共中央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们可以注意到，这里讲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怎么形成的，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形成的。这里，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中央决议的权威形式，既告诉世人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又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后还那么珍惜毛泽东思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成果。
我们是讲科学的，科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历史，珍惜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所谓“莫斯科阴谋的产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影响下形成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