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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党的认识，本来是一个事实判断，只要基于客观事实就可以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和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是什么关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许多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来判断这个党，而是掺和着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来看待这个党。因此，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各种人在各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往往大相径庭。
在2020年全球防控新冠疫情的严酷斗争中，美国有些政府要员一方面把他们国内抗击疫情不力造成大量死亡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公开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到处污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他们总是把中国共产党和被妖魔化的苏联共产党画等号，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因此，“甩锅”政客的倒行逆施，很容易在国际社会特别在许多不那么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中间，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多年的国际交流经验告诉我们，要改变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抱有根深蒂固偏见的人的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人们，他们在事实和真相面前是能够形成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的。因此，要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有必要如实地告诉大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党，但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样。
记得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在同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学者座谈交流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体会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对苏联的内外政策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有很多研究。在座谈交流时，当我们问他们：“你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吗？”他们思考了一下，感到无法回答，但最后还是勉强地说：“不一样。”为帮助他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确实是不一样的党，我们特地向他们推荐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让他们对比一下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皇帝的做法和苏联共产党处理沙皇的做法不一样在哪里。
其实，最早向世界特别是向欧美国家揭开中国共产党神秘面纱的西方人士，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虽有联系，但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自觉民主意识并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揭秘者”，就是以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王安娜（安娜·利泽）、埃文斯·卡尔逊、詹姆斯·贝特兰、霍尔多·汉森、哈里森·福尔曼、维多克·基恩、厄尔·利夫、欧文·拉铁摩尔、菲利普·贾非、艾格尼丝·贾菲、冈瑟·斯坦因、杰克·贝尔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一批西方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时就采访了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许多红军战士。他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当年全世界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8个星期5次重印，售出10万多册，在欧美国家引起了极大轰动。他的夫人海伦·斯诺在1937年4月也来到延安采访，她写的《红区内幕》（又译为《续西行漫记》）也引起中外读者的关注。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到了中俄之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之间交往的三个阶段复杂历史。他说：“一九二七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
这些西方记者用自己的双脚、眼睛和耳朵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其中有的人是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来到抗日根据地的，但最后他们都被见到的事实震撼了。在西方记者的笔下，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非常可爱的人组成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领袖大多是对世界十分了解的爱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中国人民有一颗赤诚的心，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僚。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面对面交谈并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后，许多西方记者不约而同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民主的。埃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中写道：他发现民主思想已经在共产党八路军中扎根，很快就会向更大范围扩散，最终将成为整个东亚的民主堡垒。詹姆斯·贝特兰认为，整个边区是中国最完全接近于民主的地方。冈瑟·斯坦因也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称为“New Democracy”。
应该讲，除了这些记者，多年来，欧美许多国家的许多专家学者也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党吗？”这本来就是他们在“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中，经常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中不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的、具有独特历史和传奇的专家学者和外交官；同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和外交官等政治人物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是苏联式的共产党，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及其前途他们中有的持乐观主义态度，有的持悲观主义态度。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谢伟思等外交官为美国政府能够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做了很多工作。谢伟思在他给美国政府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当时，国民党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就已经在到处宣扬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谢伟思对此做了有力驳斥。他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3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谢伟思以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可惜的是，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发生了反华反共的麦卡锡事件，在追究“谁丢失了中国”责任的时候，“莫斯科阴谋论”“共产主义渗透论”“共产党间谍论”在美国泛滥成灾，在所谓的“忠诚调查”中，谢伟思等外交官遭到了政治迫害。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麦卡锡事件发生，可以说是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阶段。最初进入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贴近式的了解，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了解，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是“共产党”，而且也常常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关系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正面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联系，但和苏联共产党不完全一样。可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世界已经进入了冷战时期，于是以美国发生的麦卡锡事件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都被打上了“莫斯科阴谋”的印记。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一时期，在美国和西欧，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新出现高潮，争论也重新进入新阶段。第一次争论，是围绕《中国季刊》创刊号即1960年第1期发表的威特福格尔（又译为“魏特夫”）的文章《“毛主义”的传说》（第2期又连载）展开的。威特福格尔在政治上属于右翼，是美国“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在学术上以中国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和毛泽东思想是“极权主义的革命学说和策略”而闻名。美国自由派学者的代表人物费正清的学生本杰明·施瓦茨针锋相对地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发表在《中国季刊》1960年第2期）。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威特福格尔秉承麦卡锡事件中在美国广为宣传的“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这一“阴谋论”观点，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独创性”，“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施瓦茨则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无论是中国革命的策略还是毛泽东的掌权都不是由莫斯科根据斯大林的“行动密码”策划的，《新民主主义论》更明确地体现了同以前教义的“明显背离”。
在这次争论后，到1976年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又爆发了第二次争论。这次论战是欧美知识界被称为“新左派”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针对的是施瓦茨等自由派学者。黄宗智以“编者前言”的形式，对这次争论做了一个简明的介绍。他先是回顾了第一次争论，说：如果威特福格尔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充当了政治右派的代言人，那么施瓦茨则是代表自由派讲话，强调毛泽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当年，左派没有参加这次论战，事实上，在1960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还听不到左派的声音。但是自由派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是会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引向歧途的。《近代中国》1976年第2卷第4期发表的理查德·佩弗的长篇文章《马列主义传统中的毛和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自由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施瓦茨在答辩文章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尤其是自从它摆脱了苏联模式以来，已经在社会和经济战略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他政策对我来说则黯然失色，而且我认为成功的政策和失败的政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他的乌托邦，在我看来似乎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这次争论后，欧美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关系，断断续续还讨论过一些问题，大体上还是在右派、自由派、左派以及新左派之间进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是费正清、施瓦茨、斯拉姆等自由派学者。
第三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到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始后，欧美各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开始转向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关注邓小平怎么通过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同西方世界建立了日益紧密的关系。包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此后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等等，都成为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点。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历史学专家还在利用苏东剧变后大量公开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档案研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并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从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系的研究减少了许多。
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欧美一些国家的智库和政客在宣布“历史的终结”的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那样垮台，中国的万里长城也会像柏林墙那样倒塌。但是，这些预言不但没有成为现实，相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特别是随着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充分利用信息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勤劳聪明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欧美一些国家接连发生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失业率持续推高，底层人民甚至一些中产阶级群体的收入下降，多年积累的国内矛盾愈益尖锐。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一些智库人士不仅不努力去研究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老调重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总是把中国看作和苏联一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把中国共产党看作和苏联共产党一样的实行“独裁专制”的政党。早在1992年，芒罗就已经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地说什么“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重新提出“中国威胁论”的发端。在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之初，曾经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内围绕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问题出现了“红队”与“蓝队”的激烈辩论。美国朝野人士对我国作为后起大国的快速崛起，既有认同，也有担忧。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和平崛起的发展态势表示怀疑，甚至进行质疑。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在1997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为证明中国的所谓“威胁”，提出了如下理由：（1）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2）不消若干年他的经济将是全世界最庞大的；（3）其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进行；（4）民族主义情绪高涨；（5）称霸亚洲已成为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且在今后10年或20年里，中国在太平洋一侧独霸一方看来已成定局。“其结果是，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甚至导致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这就是“中国威胁论”及其反题“中国崩溃论”的由来。这种声音在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越来越大。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他的执政团队，包括彭斯、蓬佩奥、纳瓦罗等，更是大放厥词，不仅鼓吹“中国威胁论”，而且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从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麦卡锡以来的美国一些政客，在鼓吹“莫斯科阴谋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时，无比惧怕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大肆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实行的内外政策，并毫无理由地把中国共产党视作被他们妖魔化的苏联共产党，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是，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中国共产党没有变，依然是埃德加·斯诺等西方记者介绍的中国共产党。欧美各种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相径庭，只能说明有的人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是带着对苏联共产党的偏见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构成了什么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