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崛起,数字产业再次迎来了深刻变革。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运作方式,还催生了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地位日益突显,如何有效利用数据资源、保障数据安全成为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第3辑)共刊发了16位相关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聚焦数字经济领域的前沿问题,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数字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组织的范式变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分析。
在“数字产业发展与范式变迁”栏目中,江小涓从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和知识体系构建出发,详细介绍了数据产业发展的多种运行模式和数字时代的产业组织形态,并分析了开放开源组织形态下的产业竞争格局,她呼吁学术界共同努力,构建符合学术理论规范、体现中国数据发展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黄先海和高亚兴从要素融合的视角,深入解读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问题。他们认为两者的要素融合旨在通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平台促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面临数据流动不均衡、技术创新不足及数字平台垄断等问题,需畅通数据循环、加速技术融合、强化平台治理与资源共享,以赋能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魏江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基础观”理论,从数据基础观探讨如何将数据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针对数据确权、评估与交易等难题,该理论主张数据需结合技术、算力和算法,转化为稀缺、异质的数据要素,实现资产化与价值化。
在“数字产业发展”栏目中,陈宏民从数据要素的关键作用出发,探讨了数据要素服务市场和数据交易平台的发展。作者认为,数据要素服务市场应全面促进数据价值实现,提供多样化服务,并推动价值实现形态升级。交易平台需探索构建环形市场结构,整合服务链,促进数据标准化和模块化,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孙军工讨论了数字经济的公平逻辑与实现路径问题。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求法律体系适应其快速发展并解决相关问题,如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等。当前,需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实现跨界融合与价值共生,以支持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孙建明等人介绍了基于海南实践的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与市场培育的路径研究进展。海南作为全国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试点省份,通过创建“前店后厂”的四位一体数据流通模式,推动数据要素流通与应用,实现数据产品交易额显著增长。冯耕中和刘祺结合我国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历程、现状、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产业互联网历经多年发展,呈现从线下到线上融合再到平台化的过程。建议学术界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社会影响和技术挑战;政府明确风险管理边界,建设数字化监管体系;企业应强化技术创新与数据应用,构建开放的产业生态。寇宗来讨论了数据要素的“资本化”问题。文章对照中国经济土地要素“资本化”的鲜活实践,探索和理解数据要素从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本文的一个基本洞见是,任何要素或者产品,只有运动起来,即经过“资本化”的过程之后,才能成为可以增值的“活资本”。
在“数字组织发展变迁”栏目中,魏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科层制与新兴网格制的融合对组织变革的影响。网格制是一种由数字技术驱动的资源协调管理模式,具有高适应性、边界模糊性和多元文化的特点。与传统科层制相比,网格制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科层制与网格制的融合不仅体现在规则、权力和行动的变化方面,还涉及社会主体身份和结构要素的根本转变。孟庆国和王友奎探讨了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集约化建设理念、框架与路径。基于整体政府、无缝隙政府和集约化理论,构建了集约化分析框架,并以政府网站为例,提出了技术平台、信息资源库、一体化服务、标准规范和运维保障等方面的集约化推进路径。集约化建设的目的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