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侧的民主德国即将开放封锁了几十年的边界，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一夜间，东西柏林统一，人们可以自由穿梭于柏林城，仿佛这个城市从未因为柏林墙的存在而拉开过“冷战”的序幕。当时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读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登上时间最近的一班火车前往柏林，参加在柏林墙边举办的庆祝活动。在柏林墙边，人们蜂拥而上，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或是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赶来庆祝，人们欢呼着、相互拥抱着，流下幸福的泪水，凿掉墙上的石块留作纪念，这些都成为铁幕落下的欢庆活动的一部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里，我经常以科研的名义前往柏林，实际上，这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这座城市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1991年，柏林墙基本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秩序、新的选择。曾经的柏林墙的位置现在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商城。东柏林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商品选择和餐饮选择。资本主义已经在这里牢牢生根。随着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引入，尽管一切事物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但东柏林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并不是一如他人期待的那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即使在统一后的20年里，很多时候，因为不同的理念，柏林似乎还是两个城市。理念差异力量之强大，一如那堵厚厚的柏林墙。在与东柏林的人们进行交谈后，我发现那里的人对于增加的机遇、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选择并非持感恩的心态——相反，他们怀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并越来越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平等的。2007年开展的一项调研表明，超过20%的德国人希望重建柏林墙；97%的原民主德国人不满统一后德国的民主政治；超过90%的原民主德国人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在原民主德国的实践中贯彻不良，但总体而言更好。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渴望，导致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Ostalgie[德语Ost（东部）和Nostalgie（怀旧）的合成词]。1989年11月，人们曾经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庆，现在怎么竟又想返回他们曾经渴望瓦解的体制中呢？

让我们来看看苏联的经济体制，东柏林所代表的民主德国也同样实行这一体制。政府规划出每个家庭可能需要的一切物品——汽车、蔬菜、桌子、椅子……并以此推算整个国家的生产目标。国家根据每个公民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展现的能力为其安排工作，而工种也是根据国家的生产需要设置的。鉴于住房和医疗是免费的，实际上，需要花费人们工资的也就是商品。但国家的集中生产使得每个人拥有的东西是一致的，具体到电视、家具，甚至居住空间的类型等。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人们的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但为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满，物价却被人为地控制在较低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实际上的购买力远远超出商品的供应能力。也就是说，尽管政府付给人们工资，但由于资金不流通，政府缺乏必要的资金来运转项目。再加上内部原因以及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内资源，苏联的经济体系由此崩溃瓦解。

这种体制消除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忧虑，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钱购买可供应的商品。虽然人们没有机会购买奢侈品或挥霍，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有保障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享受这种保障，于是很多原民主德国人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经济体制转型期。一夜间，人们失去了“铁饭碗”，这对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老一代民主德国人来说尤其困难。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民主德国就由政府控制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而现在通货膨胀泛滥，使得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昂贵，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虽然体制转型期间部分人获取了巨额利益，但这却是通过投机倒把实现的。一个原民主德国人如此精辟地总结了转型前后的对比：“在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这一表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其1941年所著的《逃避自由》中所阐述的我们的文化中一种最宝贵的品质。弗洛姆在书中论证道，自由是由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逃离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枷锁”，并将其定义为没有外来力量干涉人们追求目标。与这种“逃离式自由”不同，弗洛姆提出了另一种与之相辅的自由，并将其定义为实现自由的能力：“实现式自由”，即实现一定成果并充分发挥自我潜力的自由。“逃离式自由”并不总是伴随着“实现式自由”而存在的，但无论是何种自由，一个人都应该有从选择中获得全部利益的自由。我们允许一个孩子拥有一块曲奇饼干，但前提是孩子应当先设法拿到架子上的饼干盒。

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的是一个人逃离外来约束力、实现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成功或是失败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约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更聪慧、工作更努力，或者仅仅是运气好的人将占有优势。因此，现实世界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些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而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则恰恰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性而非机遇的平等性，它保证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自由。这种制度的矛盾就在于，为了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就必定要减少他人的资源，政府需要出面征用他人的财产并限制他人的经济活动。

真正的选择要求一个人拥有选择的能力，并且不受外力干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体制向以上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过于靠拢都将限制人们拥有选择权的机会。同时，两种极端在实践中都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缺少“实现式自由”会导致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经受贫穷、苦难，当然也会产生富豪。巨大的财富将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会使那些富豪有能力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是改写法律，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19世纪晚期对“强盗资本家”进行控诉的原因。另一方面，缺乏“逃离式自由”易使人产生惰性，更少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自己的需求都将被满足。缺乏“逃离式自由”也将遏制创新和进取精神，因为人们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同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控制力，过去大多数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正是如此，而权力的集中易导致腐败。

幸运的是，尽管不可能同时将两种自由的优点最大化，但两者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社会体制都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最优化，例如，通过征收税赋创造社会的“安全网络”——对“逃离式自由”的小小限制，换来多数人“实现式自由”的利益。（当然，税率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甚低，但对于另一部分人则是无法容忍地高。）多数人倾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事实上，我们对于平衡的评断都是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而做出的假设。

那些此前生活在苏联模式下的人面临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挑战，这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在与形形色色的柏林人交谈后，我明显地发现转型的困难之一在于这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公平的看法。我发现，西柏林人与多数西方人一样，通过“逃离式自由”了解世界。而东柏林人，尤其是老一代人，则更多地关注“实现式自由”。例如，克劳斯悲伤地说道：“过去我唯一能去度假的地方是匈牙利，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拥有假期。现在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支付不了昂贵的费用。”赫尔曼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以前电视虽然只有两个频道，但至少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两个频道。但现在完全变了，有些人可以看上百个频道，而有些人却连一个频道的费用也负担不了。”卡佳对新的医疗保健体制意见最大：“以前我只能去找一个医生看病。现在有很多医生，但这些医生根本不关心你。好的医生收费高昂。我并不觉得我生病的时候会有任何医生照顾我。”年轻一代的东柏林人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但没有老一代人感情强烈，可能是老一代人切身感受到了经济体制变迁带来的巨变。

随着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等国家，我越来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对于选择的公平分配拥有相似的观念，即使对一些在顶尖大学就读、前景光明的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在讨论的过程中，我给学生们提供了两个假设：一个世界的选择很少，但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尽管选择更多，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波兰的一位女士乌尔苏拉回答道：“我想我会选择生活在第一个世界。我并不追求辉煌的人生，也不妒忌别人，因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些炫耀自己的人。我不喜欢那样的世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波兰人约瑟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理论上，第一个世界更好。”来自乌克兰的伊利娅表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拥有绝大部分的选择，必然会造成社会冲突和人际冲突。所以，还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选择比较好。”波兰的一个商务专业的学生亨里克则表示：“在第二种体制下，我会生活得很富裕。但我想，第一种体制更公平一些。”即使意识到与“实现式自由”相比，“逃离式自由”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接受调查的年轻人并不相信后者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最好的体制。

不仅被访者认为仅有少数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是不公平的，东欧国家的许多人也不认可选择范围的扩展。当被问及提到选择，他们的脑海里会浮现怎样的字眼或形象时，来自华沙的格热戈日答道：“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更多的选择会让人身陷两难的境地。我已经习惯不必做选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决定好的。现在要我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我感到有些恐惧。”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博赫丹谈到了商品选择的多样性：“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并不需要的。”华沙调查机构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我解释道，波兰的老一代人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他们“从一无所有来到满是选择的世界，甚至还没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新环境”。所以，他们对新的选择充满矛盾或疑惑。

采访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并不是来自我们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一次招待。被采访者到来之时，我们为他们提供了7种常见的汽水，如可口可乐、健怡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当我向第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期待他的选择时，他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很好，但喝什么没关系，它们都是汽水而已，所以只是一种选择。”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此后，我向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时还会问他们：“这里有几种选择？”我从他们的回答中找到了规律。一次又一次，他们眼中的7种汽水并不代表独立的7种选择，他们看见的只有一种选择：汽水。当我们将水、果汁和这几款汽水一并呈现时，被采访人的眼中则有了三种选择：水、果汁、汽水。对这些人而言，不同口味的汽水并不代表不同的选择。

在美国，当有一款新产品上市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款不同味道的汽水扩大了你的选择范围。但如果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那么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对众多新增的“选择”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波兰人托马斯说的：“我不需要10种口香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选择，但我想一些所谓的选择是很表面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选择则被认为是“实现式自由”。举例来说，基辅的一名教授阿纳斯塔西娅这样评价所处的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想我们丧失了拥有平等机会的权利。现在虽然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但给我的感觉是我在苏联时期才拥有更多的选择。”

关于“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的观点差异并不局限于那些经历过体制变迁的国家的人。总体而言，若社会或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则人们更青睐能保证每个人基本需求的社会体制，而非那种促进个人成功的社会体制。即使对绝对的、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欧国家（当然，个人主义文化不如美国浓厚）的人们来说，他们也倾向于国家采取“实现式自由”而非“逃离式自由”的政策。例如，2009年美国对最富有的人群征收的个税率为35%，相比欧盟的平均个税率低了12个百分点。1998年，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1%用于社会福利补贴，如社会保障、医疗补助等，而欧盟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补贴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1%。

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关，同时也对生活中我们支配选择的喜好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认为自己拥有较大控制权的人们倾向于“逃离式自由”，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自由为实现个人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自由更为公平：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将得到最大回报，而懒惰的人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相信人的成功是由命运决定（包括一个人的出生环境）的人，则倾向于“实现式自由”，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更为公平。毕竟，如果再多的努力都不能保证成功，那么一些有价值的人就无法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必需品。

人们对于控制权的不同理解是与政治理念紧密相连的，这一事实也进一步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保守派尤其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自由派则倾向于更有力的政府和更多的社会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表明，在美国及欧盟国家，相对于保守派，自由派人士很少会认同“贫穷的人是因为懒惰”这种表述，而更倾向于认为“运气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比美国的主流政党更为“左倾”，54%的欧洲人相信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运气，而在美国持这一观点者仅为30%。人们基于自己的信念进行投票选举，通过选举使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在“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之间转换。

说到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可能是：“总体而言，哪种模式更好？”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所拥护的政策，也影响着人们评判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些认可“逃离式自由”的人更倾向于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标准，它给人一种模糊的可以获得潜在机遇的感觉。例如，美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 000美元，而欧盟仅为33 400美元。美国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是其他国家的6倍；世界上最富有的5个人中，有3个是美国人。相信“实现式自由”的人则可能选择基尼系数作为标准，基尼系数常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在133个计算基尼系数的国家中，瑞士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是最为公平的；苏联和相同经济模式的东欧国家位居前30，尽管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美国排名第94位，在喀麦隆和科特迪瓦之后。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总体而言，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们会像美国人一样相信“逃离式自由”。我们可以从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美国梦”中找到“逃离式自由”的影子。“美国梦”一词是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1年创造的，“美国是一片梦幻之土，在这里，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更加充实。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美国梦还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里，每个男人和女人无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下，都能够实现其天赋能力所允许的最高成就，并得到他人的认可”。“美国梦”的基本前提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力争上游，只要你有野心和实力。只要你有梦想、有职业道德，这就是一片培育你的梦想的最佳乐土，这一信念已成为国际共识。

“美国梦”的确促使一部分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同时，对于无数普通人，“美国梦”仅仅是一场梦。美国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国土，它曾经确实如此。但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美国已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没有两样。近期的研究发现，相比西欧国家，如瑞典和德国，美国人中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有着更大的关联性，这说明，在美国获得成功更多的还是依靠出生环境，而非个人努力。无论你如何解释这项研究成果，是表明美国人对于美国的独特地位过于乐观，还是其他民族的人过于悲观，它至少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强大力量。

最后，能否实现“美国梦”并非最重要的。世界观是形成一个民族理想的真正力量。在美国，“美国梦”的传说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它的力量时，可能才开始理解为何其他民族和文化对于选择、机遇与自由的理解有着如此大的差别。 y7bC+NQQmFjMYS80zyeTzesZLbWjsOCiMRJovzKPlvKe7b7DImjxqHQk1Ij3U2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