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幅画看出你的世界观

用5秒看完下面这幅图，然后不要看图，大声描述一下图中内容。

你看到什么了？你又是怎样描述的？你是否仅仅注意到图中最显眼的那三条大鱼？还是试图更宏观地描述这幅图，同样注意到了水中的植物、石头、气泡，以及背景中的小生物？事实证明，如此简单且直接的一个任务足以反映你的世界观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和增田贵彦在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的这一研究中发现，美国人会更多地注意到图中三条显眼的大鱼，而日本人对图的描述则更全面。这一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图中事物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图中哪一类事物是最强有力的。美国人认为图中的大鱼是这幅图的主要角色，影响着图中的其他事物；日本人则认为环境主宰着一切，与图中的其他事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其后进行的实验进一步凸显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差异。研究人员对上述图片做了修改，并让参与者判断更改后的图中哪些元素仍然存在，哪些有了变动。在观察背景事物这一方面，日本人的判断优于美国人。不过，尽管美国人倾向于不去注意与大鱼不相关的修改，但无论大鱼出现的背景有怎样的更改，美国人都能认出大鱼；与美国人相反，一旦大鱼的背景有了变动，日本人就很难再辨认出它们。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对于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对何种事物主宰局面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情形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相应地影响了人们的选择。

可能你还记得小时候读过的《小火车头做到了》，也可能你已经给你的孩子读过这本书了。带着“我想我能行”的坚定信念，小火车头扭转了局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使是最小的火车头，只要有信念和决心，一样可以爬上最高的山峰。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助者天助”到巴拉克·奥巴马的标志性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再到无数白手起家、被奉为偶像的人，个人主义文化很自然地产生并强化了利用个人力量改变世界的意识：如果人们能进行选择，他们就可以选择掌控自己的生活，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你能否克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而是在于你准备如何克服它们。

集体主义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它鼓励人们从全局考虑问题。印度圣典《薄伽梵歌》中最著名的一段是，神明克里希那告诉英雄阿周那：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永远无法控制行为的后果。不要仅仅为了荣誉而战，也不能消极地无所作为。世界不会仅仅因为个人的目标而改变，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和命运的影响，因此人们应当确保他们的行为是公正的，而非过于专注某一个特定的结果。阿拉伯语中有“愿真主保佑你”，穆斯林常将其附加在表示未来的事件中，如“明天见，愿真主保佑你”，也同样表示了人们认同个人影响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日本人在面对逆境或承担不合意的义务时，通常会用“没办法啊”表示无奈。我们不能说个体完全不起作用，但个人只在大千世界中承担了一个小角色而已。

我们可以从人们对失败和成功的理解来观察文化差异。那么我们在故事中又是如何描写英雄与恶棍的？北山忍和黑兹尔·马库斯做了一项针对2000年奥运会冠军及2002年冬奥会冠军获奖感言的研究，发现美国冠军倾向于将他们的成功视为个人努力的结果：“我想我只是比较专注，这是向全世界展示我的能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是属于我的夜晚。”而日本冠军则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我很幸运，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员、体育经理人，我背后有无数支持我的人，因为他们，我今天才能拿到金牌。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同事迈克尔·莫里斯和他的合作者们就美国及日本对金融丑闻的报道也做了一项研究，如尼克·李森的非法操作导致英国巴林银行欠下14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该银行最终于1995年破产；而同一年在日本，井口俊英的非法操作造成大和银行亏损11亿美元。研究发现，美国的媒体更多地将丑闻描述为交易员不当的个人行为，而日本的媒体则更多地通过制度问题来分析丑闻事件，如管理层的玩忽职守。无论是表扬还是指责，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倾向于让个人承担责任，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则将结果视为社会体制及环境的共同作用。

对于个人控制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我在日本期间，对一些日本学生和美国留学生做了一次调查，要求他们列出前一天从起床到睡觉所做的各项选择。这些学生学习的是同样的课程，因此他们的日程安排也基本相同，同时，那些美国留学生到日本仅仅一个月，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所有可以参与的活动。你可能认为，鉴于此，日本学生的选择应该更多，而事实上，美国留学生认为他们在一天的生活中比日本学生多50%的选择权。与日本学生不同，美国留学生将一些生活琐事，如刷牙、定闹铃等都列为选择。尽管美国留学生列出的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选择总体而言比日本学生的更为重要。

你的视野决定了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进而影响着你对世界的期望值以及你对生活的展望。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一些研究也表明，相对于西方人，亚洲人总体而言认为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更小，并且认为生活更多是由命运决定的。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人们是否会因为对选择的理解不同而受益？对于这一问题，国际金融界出乎意料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1998年，我说服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美国引入自动取款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允许我对花旗集团的员工展开研究，以便了解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环境，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及工作满意度的。花旗集团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银行，业务网点遍布93个国家及地区，除了南极洲，其他大陆均有其网点。在里德的协助下，研究团队和我对工作地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2 000多名银行出纳员及销售代表进行了调研。鉴于我们也希望调研能够反映美国国内的多样性，我们走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银行分部。受调研人群体现了地域、宗教背景的多样性，包括英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及亚裔美国人。

研究的第一步是，我们要求员工以1（完全没有）～9（经常）的分值表示他们在工作中的选择权的多少，具体问题如“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方式”“何时休假”等；笼统问题如“在银行工作的一天里，我有权决定自己工作的自由度”。员工对于选择的理解也以其对诸如“工作中，大部分的工作决定是由我的上级做出的”等观点的认同度来衡量。以柜台出纳员为例，尽管他们的工作安排等同于流水线工人，但花旗集团要求在全球实施相同的标准，因此身处全球各地分部的员工实际上遵循的是相同的程序，柜台出纳员的工作局限在支票兑现、接收存款、贷款支付、处理提款等方面。

你可能认为鉴于他们从事相同的工作，他们的回答也应该基本相同。但实际调研结果表明，员工的种族（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对他们的选择权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英裔、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员工，亚洲区员工（包括亚裔美国员工）认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选择权较少；拉美籍员工则介于中间。员工认为自己对工作的控制权越少，则相应地表示其认为上级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权越多。即使是那些在同一家银行工作、向同一上级汇报的员工——他们的上级表示给予的选择权是同样多的——对自己所拥有的选择权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皆因为其文化背景不同。

在研究的第二步，我们询问员工的工作动机、对工作环境的评价、对工作的满意度、整体开心程度等。同时，我们也请他们的上司评价他们目前的整体工作表现。调查结果发现，当大多数美籍员工（亚裔美籍员工除外）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时，他们在工作动机、满意度、工作表现等方面打的分数更高。相应地，当感到工作更多是由上级决定时，他们打的分数更低。对于亚洲籍员工以及亚裔美国员工来说，当他们认为工作主要是由上司决定时，他们对各方面打的分数更高，而个人是否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他们没有影响，或者只有很小的影响。拉美籍员工的得分则居于以上两者之间，无论是个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还是听从领导的安排，对他们的影响都不大。

调查结果的有趣性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对选择权有着不同的理解，更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对于选择环境的不同偏好。总体而言，喜欢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会因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受益，反过来的情况同样适用于那些倾向于由别人做出选择的人。政策上的调整，无论是剥夺还是赋予选择权，都会对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产生不同的影响。对美国希悦尔公司的实验和对学生进行的《宇宙传奇》实验便是极好的证明。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文化的影响远超过个人对选择权的理解以及对选择权的渴望。文化决定了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无论是花旗集团还是其他任何一家跨国企业，美国人对于工作环境的描述不仅说明他们认为拥有选择权更好，还因为更多的选择权创造了更多表现自我能力的机会。成功之路在于彰显自己，而由他人做主则不仅会压抑个人表现，也遏制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亚洲人更注重集体利益，因此更倾向于让最有资历的人——更聪明、经验更丰富或是级别更高的人——做出选择。两种选择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更容易滋生利己主义，而后者则易导致惰性。这也是为何一些跨国集团，如花旗集团，从一开始便花费巨大精力试图在全球创造统一的、汲取两种文化精华的企业文化，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未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在工作环境之外的世界，人们对于选择权（或者进一步延伸为控制权）的不同理解如何影响其世界观。 6vQiRBfkHm82U6OnbM1htIkbewNO/RfA5BYaYUnvddySo4ZevrFjYBJZYrWZU2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