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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同时也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做出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长在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的人们，从一开始就被告知做出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前往杂货店的路上也可以上一堂关于这方面的教育课。尤其是在美国，因为杂货店为人们提供了上百种选择。从孩子牙牙学语开始，甚至在他们刚学会用手势表达时，他们就经常面临关于选择的问题，如：“你喜欢哪一个？”父母会细化选择范畴，并耐心地给孩子解释各个选项，诸如每种麦片粥的区别、每种玩具的区别，并鼓励孩子做出自己的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就要学会如何做出更难的选择。4岁以后，他们需要理解并应对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你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们，必须学会分辨自己的好恶，以及什么会使他们快乐或不快乐。由于他们的快乐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所以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学会预判自己做出选择的结果。
与之相反的是，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孩子们通常被这样教育：“只有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你才是个好孩子。”而父母则无须多做解释。从你的饮食、衣着、玩具到学习的课程，父母对你的期望是最为关键的。等你长大了，大人们不再问你想要什么，而是问：“你会怎样满足父母的期望？你会怎样做来让父母为你感到自豪？”父母及其他长辈会为你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以免你犯不必要的错误。生活中有“正确”的选择，也有“错误”的选择，遵循父辈的指示，你将学会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必要时甚至放弃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不同的思想对婚姻产生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两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取出一张纸，在纸的正面写下生活中你希望由自己做主进行选择的事项，在纸的背面写下那些你比较倾向于让他人帮你做出抉择的事项，写完以后，再仔细思考几分钟，确保自己没有落下什么。好，我们现在将正反两面的内容做一下比较。你能否发现两类内容有何规律？你不希望由他人帮你做出决定的事项是哪些类型的？而哪些类型的抉择是你非常希望由他人帮你完成的？
我在日本京都居住期间，以100位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这项实验。美国学生在纸的正面通常写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住所”“我投票选举的政府官员”。事实上，这些美国学生希望自己做主的事项太多，正面一页纸几乎写不下，连边边角角都写满了。而纸张背面则基本上是空白，或是寥寥几个事项，最普遍的是“我死亡的时间”或是“我所爱的人去世的时间”。换句话说，美国人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由自己做主。而对日本学生的调查结果则大相径庭，没有一个人希望尽可能地由自己做出选择。事实上，这些人所列的不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数量平均为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两倍。他们通常希望由别人帮自己做决定，如饮食、衣着、早上起床的时间、他们的工作内容等。如果将两国学生的答案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美国学生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数量是日本学生的4倍。
虽然这些受访者都是大学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社会上学到了关于选择的各种原则，并以此作为我们做选择的行为准则。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与我的导师马克·莱珀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在圣弗朗西斯科日本城的一所小学进行的。小小的教室里放了两张椅子、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上坐着开展实验的史密斯夫人。桌子上放了6支不同颜色的马克笔，以及6堆字母顺序被打乱的单词卡片，这些单词事先都被分好了类，如“家庭”“动物”“圣弗朗西斯科”“食物”“聚会”“房子”，每张单词卡片上都含有能再组成属于这一类别的新词的字母。举例来说，一张标有属于“动物”类别的卡片上，包括字母“R-I-B-D”，这些字母的顺序经调整后，就变成了“BIRD”（“鸟”）。7～9岁的孩子（半数是亚裔，即日本和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家都说母语；半数是英裔美国白人）挨个走进教室，坐在史密斯夫人的对面。
实验之前，我们将孩子随机分成3组。史密斯夫人向第一组的孩子展示了彩笔和字谜，并告诉他们：“你们面前有6种类别的字谜供选择。你们想做哪一类的？可以自己选择。”在确定一种类别的字谜（假设是动物类）后，孩子又选择了一种颜色（假设是蓝色）的彩笔。虽然第二组的孩子也看到了他们的选项——6类字谜和6支彩笔，但史密斯夫人却说：“我希望你们做‘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而对于第三组的孩子，在他们仔细观看面前的选项时，史密斯夫人就表示：“我们让你们的母亲事先填了一份调查表格。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选择‘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未对孩子们的母亲进行调查，而是史密斯夫人根据第一组孩子自由选择的结果，替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孩子做了选择，以保证三个小组的孩子所做的字谜和所选的彩笔颜色的一致性，方便后续进行比较。孩子完成字谜任务后，被单独留在教室里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继续做字谜游戏或是做教室里其他的字母游戏，如纵横填字谜游戏、单词搜索游戏等。而此时，另一位研究人员在悄悄地观察并记录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实验中，任务分配方式的小小不同造成了孩子在游戏中极为不同的表现。被允许自己选择单词类别和彩笔颜色的英裔孩子重组的单词量是史密斯夫人替他们做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做选择时的3.5倍。第一组的孩子在后来的单独活动期间，继续做字母游戏的时间是另外两组孩子的3倍。换句话说，这些英裔孩子在能够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做得更好，也更乐意花时间；而一旦被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后，他们的动力便大幅下降，表现也没有那么好了。
相比之下，亚裔孩子在被告知他们的母亲替他们做出了选择后，表现最好，也最有动力，重组的单词量是他们自己做选择时的1.3倍，是由史密斯夫人做主时的2倍。在自由活动期间，认为是母亲帮忙做了选择的孩子花在字母游戏上的时间是那些自己做主的亚裔孩子的1.5倍，是接受史密斯夫人做主的孩子的4倍。
事实上，英裔孩子在得知他们的母亲事先参与了调查时，都表现出了尴尬。其中一个孩子玛丽的反应非常强烈。在史密斯夫人跟她解释了游戏规则后，玛丽的脸上出现了只有7岁的孩子才能表现的极大惊恐：“什么？您问过我妈妈了？”与玛丽相反的是夏美，一个日本移民后裔，她被告知她的母亲已经替她做了选择。在史密斯夫人即将离开教室时，夏美走到史密斯夫人面前，抓住她的衣角说道：“您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对于亚裔孩子而言，由他们的母亲做选择甚至比由他们自己做选择让他们更有动力，因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由自己的母亲代替自己做出选择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母亲的喜好对他们决定自己的喜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和自己母亲的喜好是一样的。相反的是，英裔孩子认为自己应独立做主。虽然他们和亚裔孩子一样爱自己的母亲，但他们希望坚持自己独立的喜好，一旦由他人代替做出选择便会产生冲突。当选择是由史密斯夫人这样一个陌生人做出时，无论是亚裔孩子还是英裔孩子，都产生了抵触情绪，行动也较为消极。
正如我和马克·莱珀开展的另外一个实验所证明的那样，融入一个人身份的过程并不局限于母亲或是其他亲属，还出现在任何具有同样目标和共性的群体中。我们要求五年级的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完成一项数学测验。然后，让他们一周后回到教室，并教他们玩一款名为《宇宙传奇》的电脑游戏。这是一款游戏者通过对抗由电脑控制的外星飞船的侵袭，拯救地球，从而提高数学学习能力的电脑游戏。
在游戏开始前，每个学生都能通过屏幕显示的内容，挑选并命名属于自己和外星人的宇宙飞船，而研究人员以班为单位，调查了最受欢迎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设计。就如上述在小学进行的研究一样，每组学生的选择程序是不同的。第一组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和设计；第二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有一组选项被特意突显，并且屏幕显示，根据调查结果，这一组选项是最受欢迎的；最后一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事先选好的选项，但屏幕显示的信息是这组选项是对另一所学校三年级学生进行的调查得出的。正如上述在小学进行的研究一样，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实际上面临的选择和第一组学生选的是一样的。
在玩了一个星期的《宇宙传奇》游戏之后，我们对这些学生再次进行数学测验，看看他们自上次的数学测验后是否有进步。尽管对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的选择只是形式上的，并不能对实际游戏产生影响，但结果却大为不同。正如前述实验一样，对于英裔学生来说，自主选择的学生第二次测验的分数提高了18%，而由别人代替做出选择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对于亚裔学生来说，当选择是由同学做出时，他们的进步最大，其分数也提高了18%；当选择是由自己做出时，分数提高了11%；而当选择是由陌生人做出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我们通过这项实验也发现，学生对于数学这门功课的喜爱程度也对实验结果有不同影响。
美国的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对于选择以及选择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完全不同。英裔学生认为“是我要玩这款游戏，因此也应当是我本人，而非其他人，做出关于宇宙飞船的选择”。而亚裔学生在得知其他同学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自己的一样时，倾向于保持这种团结和共同目标，“我们是一个班的，飞船当然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最初是通过家庭和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思想的，但当我们不断地被灌输这种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就变成我们身上一种自然的性格特征了。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与他人的有多少不同，这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合作的。这种思想不仅对于形成我们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给现实世界——在此体现为在学校的表现——造成极大的影响。设想一下，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且被告知他们财富的增减取决于相互间的亲密合作，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集合，同时力求实施同样标准的政策和措施，确保高效工作，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80年代，以发明气泡垫闻名于世的美国希悦尔公司对其下属的一家生产机构进行重组，从传统的流水线改成分组工作。与此前由管理人员安排工作内容不同，各个小组可以自己制定生产目标。开展分组生产试验的工厂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员工不仅心情更加愉快，同时在生产数量和质量上也在不断地突破。
希悦尔公司管理层在第二家工厂再次试验这一新的运营模式，希望能复制第一家工厂的奇迹，在令员工满意的同时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一家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柬埔寨和老挝移民，而新的工作模式令他们感到不安。“工人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经理。”工厂经理回忆说。当工人前来询问如何开展工作时，他试图给员工赋权：“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呢？”与第一家工厂的英裔员工欢迎工厂提供让他们表达想法的机会不同，第二家工厂的亚裔员工则为他们的经理并未实施管理权而备感疑惑。
面对这一情况，希悦尔公司在这一家工厂从头开始，循序渐进，以期实现小组运营的模式。经理希望通过缓慢推进，让员工逐渐习惯自己做主，并且明白这样做并不会损害集体和谐。管理人员也相信，在员工们看到他们的自主决定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结果后，员工们会更乐意自己做主。最后，管理人员鼓励员工之间召开非正式会议，让他们可以放心地分享经验，从而为小组分工工作打下基础。在花费大量心血和时间后，管理层最终摸索出了一种被员工认可的工作方式，于是第二家工厂终于成功地实施了小组分工的运营模式。希悦尔公司的管理层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文化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在下一节会了解到文化差异如何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