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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进行狗实验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吗？他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和前文所述的其他研究都向我们证明了，人类是多么需要掌控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实施控制时，便会感觉无助、失落，无法正常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本科期间，我参加了与塞利格曼合作的一门课程，那是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些实验。实验的研究结果让我开始思考：我身上的锡克族传统是否也让其信仰者感到无助？这一传统没有赋予信教者权利，也没有让他们开心。作为一名锡克教教徒，我需要时刻遵守各种教规：穿衣、饮食、禁忌、对家庭的责任等，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我的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决定已经由别人替我做好了。不仅是锡克教，很多宗教信仰都存在这一问题。我向塞利格曼表达了我的疑惑，希望他能帮我解答：宗教信徒是否在生活中更容易感到无助。但是他也无法肯定，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鉴于此，我们当即决定开展一项研究，看看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任何看到我日程安排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为一生的“罪恶”赎罪：每周五傍晚，我便开始研究，先拜访清真寺，随后前往犹太教堂；周六，我会前往更多的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去采访更多人；周日一整天，我都待在各处教堂里。在那两年里，我总共采访了9种不同宗教派别的600多名信徒，其中包括对信徒日常生活约束较多的正统派（加尔文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正统派），还有保守派（天主教、路德宗、卫斯理宗、犹太教保守派），以及约束最少的自由派（一位论派、犹太教改革派）。事实上，一些自由派教会甚至不要求他们的教徒必须信神。一位论派的教徒中，最多人数的一派称自己为世俗人文主义者，人数第二多的一派信奉以地球或自然为中心的教义。
接受调查的信徒填写了三份问卷。第一份问卷是宗教信仰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衣着、饮食、社交、婚姻。调查结果显示，宗教对正统派信徒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而对自由派信徒的影响最小。问卷也调查了信徒的宗教活动（多久做一次礼拜或祷告？）和宗教信仰（你相信有天堂吗？）。第二份问卷通过人们对一系列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反应来研究人们的乐观态度。当被问到“如果你被解雇了，你会怎么办？”时，乐观主义者一般会回答：“被解雇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并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而悲观主义者则通常答道：“如果我被解雇，就说明我自身肯定有问题，而且是一些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改正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拥有控制权的一种意识。最后，调查问卷要求他们回答一些健康类问题，看看他们是否存在抑郁的情况，如体重减轻、失眠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正统派的信徒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面对生活的困境也更为乐观，而且更不易抑郁。事实上，反而是一位论派的信徒，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生活态度更为悲观，也更容易抑郁。虽然烦琐的宗教教义剥夺了信徒的很多自主权利，但它同时赋予了信徒力量，使他们对生活控制权的感知更为强烈。
这项研究令人大感意外：约束并不会降低人们对“控制权”的感知，而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也不会提高人们对它的感知。研究结果看似矛盾，但其本质在于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希望掌控，也有必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对控制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和所坚持的信念。有些人相信控制完全是个人意志的行为。我们必须自己寻找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因为没有其他人能为我们实现。有些人相信生活是由神主宰的，只有理解并相信神，我们才能发现生活的幸福所在。我们听到过各种关于生活和选择的故事，诸如出生地点、祖先等。纵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应当做出选择的主体、选择的预期结果，以及如何判断选择的后果的理解差异甚大。
自从大学时代正式研究选择开始，我采访、调查过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年长的和年轻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成长于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共产主义社会的退伍军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等，并做了大量相关实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与读者分享我本人以及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看看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人口特征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的。各种文化，甚至各个家庭，对于生活中的故事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选择何种事物、为何要做出选择的理解。只有学习如何理解这些故事，我们才能开始了解为何人与人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