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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研究人们空间实践与文化之间的关系。2014年是中国文化地理学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地理学会正式成立了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这表明中国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和教学群体，因此通过成立民间学术团体促进此学科领域的发展十分必要。近十年，专业委员会以学术研讨会、工作会议、研修班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密集的学术交流活动，其秉承的宗旨是：有境界、无权威。我作为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撰写此文，旨在对近1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做初步总结。2023年4月，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号召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自愿提交个人的学术总结，我们原则是不以学者所在单位的重要性、个人获得的学术头衔、获得的学术基金等级、获得的学术奖励、发表的刊物级别、发表的论著多少等作为总结学术贡献的标准，而是以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的进步作为总结学科进展的关注点。
此外，本文的总结仅仅出于我个人的观点，一定有偏颇或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出，以便后续展开讨论。我推测质疑的声音会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可能认为文化地理学的这些工作并未有鲜明的地理学视角，而是大量运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析概念，如主体性、能动性等；第二，地理学的学者可能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虽然对中国旅游地理学有重要的影响，但尚未对经济地理学、区域地理学有重要的学术推进或学术溢出作用；第三，中国的文化地理学者群体内部可能认为我所建立的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地理学分支的关系框架未必是唯一的框架。如果是上述三类质疑，我则全部接受，因为这些也是我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现状，乃至国外文化地理学现状反思的要点。
• 文化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位置
无论人文地理学的哪个分支，都是关于人类活动空间决策机制的研究。因此，我将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分为四组。
图1 人文地理学的四组理论图解
第一，地表下垫面特征理论。图1中的横轴是抽象的一维地表空间，可以用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距离来度量。任何人类活动都占据空间（至少人意识活动依托的身体占据了空间），特定的人类活动与地球表面（地理学称之为人类活动的下垫面）的其他要素相关。下垫面是外在于主体的地理要素组合。自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创建近代地理学以来，要素综合就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有些要素和要素组合是固定在地表且其他地区没有的，因此横轴上某地点的下垫面要素组合对人的价值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点稀缺性。
第二，地方理论。它是分析人们评价或决定一个地点的空间利用的一套理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决定着人们对指定地点下垫面的判断。这是文化地理学创始人索尔（Carl Ortwin Sauer）提出的文化景观理论的观点。图1中原点（O）所在的地点，是某主体认为在这个原点上从事某项人类活动可以获得最大效用（A点）。效用正比于经济学定义的区位地租或净收益。从净效益最高的地点（O点）向左右侧延展，该项人类活动的净效益逐渐降低，在图中用净效益曲线（CAB）表示。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化的曲线。在B点的净效益为零，人们的三观决定了曲线AB下降的斜率，这种对地点的价值判断就是地方理论。如果一个地点的要素组合确定（供给既定），那么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曲线AB是众人需求的体现。
文化地理学与地方理论的联系最为密切，地方理论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段义孚提出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被认为是影响世界的十大地理学思想之一，
某主体赋予特定空间以意义就成为该主体对此地方的地方感。
此外，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感知（perception），认识（cognition）、情感（emotion）、感染（affection）、记忆（memory）、想象（imagination）、话语（discourse）、认同（identity）、表征（representation）、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等都是分析一个人的地方感的重要概念，尽管它们都不能算是纯粹的地理学概念。
第三，市场分割理论。在现实中的大区域范围内，曲线AB在空间上不一定是单调下降的，多数情况时高时低，如图1中红色曲线（CADA’C’）所示。它之所以起伏，是因为在其他地点也可以开展这项人类活动。以O’为新的原点也有一条净效益曲线（A’B’)。AB与A’B’可以有三种相互关系：相接、相割、相离。图1展示的是相割。无论是三种情况中的何种，以O和O’为中心的生产者都有自己的市场范围，图1中的F点就是两个市场范围的分割点。中心地理论就是用以分析多个市场中心的市场范围大小的。
第四，社会、政治地理学理论。中心地等市场分割理论基本上是基于市场机制的，但许多人类空间活动不只靠市场来决定，社会、政治组织也会不按市场来决策。它们有一定的权力，会在空间上设定边界，用以改变人、物、信息、资本、技术的空间流动。图1中的D’F’虚线就是一条依靠政治组织划定的边界，它与DF不重叠，且可以阻止其右侧的资本、劳动力、商品、技术等流动到左侧区域。我们可以将D’F’虚线想象为国家领土边界，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边境和海关管控条例阻止或促进要素的进出。应该说，地方理论与社会、政治地理学理论相关，前者指引着后者的空间制度制定。因此，国际上也有将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整合为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的做法。
• 文化地理学者近年参与的社会实践
中国文化地理学者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地名管理等，遗产保护是其中最典型的领域。文化地理学者可以解释，对特定遗产地有多少人认同之，从而决定其是地方遗产、国家遗产，抑或全球遗产。以下是中国文化地理学者参与社会实践时提供的一些分析性概念。
闵庆文团队基于文化关键种的概念，确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要素和识别核心区域。
他们还基于中国生态学家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牵头起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编写导则》《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写导则》《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框架与指标体系》，牵头开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笔者团队提出尺度转换概念，并用其中的结构功能尺度转换遴选了北京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遗产的映像元素。
该历史街区中有三个重要的遗产空间标签：社区居民日常熟悉的老商店、北京旧城中心格局中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里的“后市”，以及元代京杭大运河漕运终点。由大运河漕运终点支撑的“后市”，既可以将南锣鼓巷的遗产价值嵌入北京古都的空间格局之中，也可以将之嵌入大运河的国家线性文化遗产之中，进而得到更多人的空间认同。
在前文提及的地方理论中，地方感是影响空间决策的重要因素。那么弄清不同主体地方感是如何形成的，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地方感了。
• 从日常生活理解地方感
20世纪70年代初，英美地理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的显性行为及其认知心理基础上，具有行为主义特点，但不久便推进到用本质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生活世界”（lifeworld）和“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布蒂默（Anne Butimer）指出：需要根据日常世界的存在模式来评价我们的认识模式。生活世界就是人们日常行为和感知的预先意识，地理学家更关注的是预先的空间意识。
布蒂默的学生西蒙（David Seamon）提出“地方芭蕾”（place ballet）概念，将个体和地方群体的前意识的生活世界说得更为清晰。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中国文化地理学者近年做了一些研究。
林耿等采用日常生活视角对淘宝村的研究，呼应了艾尔斯（John Eyles）关于日常生活的观点
。他们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与日常生活混合，分析揭阳军埔村的淘宝电商，调查内容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乡村价值、情感、生活节奏的空间形式。网络零售技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异化与日常生活对现代性的消解是同步发生的，现代性的异化与本土性的守护相互混杂，网络生成的控制及其所激发的自由相互回应。该村有关性别、家庭、宗族、信仰等特殊的本土文化，是这一切得以发生和共存的黏合剂。这种混杂性既是对“后乡村性”（即转型与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研究观点的回应，也展示了中国淘宝村鲜明的乡土个性。
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日常生活，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人类与地方的情感联系，这是传统经济地理学区位分析所忽视的。
张敏等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而二者的共同作用就是日常生活实践，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表述与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极为相近。如果说惯习和规训带来的是日常的消极、被动和乏味，那么抵抗和诗性则赋予日常以积极意义和迷人色彩。
她们以南京郊区的大世凹村为例，力图以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
或许以这种方法可以理解该村多主体构成的前意识的“地方芭蕾”。此外，王敏等介绍了国外基于“神经转向”、非表征理论、具身地理学而构建的“意识—身体（大脑）—环境”的研究框架，指出人对地方产生的情感和价值联结潜藏在人在日常生活的、无意识的认知中。
• 多主体地方感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
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由不同主体展示自己的地方感是不同主体间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各类空间实践的基础。由主体自我述说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形式。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雷尔夫（Edward C. Relph）的
Toronto
（《多伦多》）一书是他对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的变化的切身感受。
白凯有关西安回坊生活经验的自叙文章
与之有一些差异，他将研究对象锚定于“世俗”与“神圣”的“空间”与“地方”的转换过程与连接点上，说明了西安老城的某些宗教活动空间具有从地方的物质宗教空间结构到无地方的精神宗教空间结构的递进转换特征。未来他或许还可以写一本自叙形式的《西安》，将回坊嵌入西安多中心的文化地图中。
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困难会严重影响城乡建设。朱竑、高权、钱俊希以广州猎德和文冲城中村等地的案例呈现了这种情况，他们通过访谈了解到由外人重建的社区并不能体现本社区居民的地方情感，并在这样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权利”（right to emotion）的概念。
主体间性的概念有助于主体理解他者的地方感。拉康（Jacques Lacan）提出的主体间性是指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认识。笔者团队指出，主体间性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共同符码”有相通之处。团队部分成员调查了苏州太湖东山渔民和鱼塘整治工程师对好鱼塘的评价，发现二者难以相互理解，而使得二者能够相互理解的知识基础是“长度”，由之演化出刻画鱼塘大小、水深等指标，并实现二者的对话。
笔者团队从宇宙、天下、城乡、园林和家宅的尺度，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空间的模式，意在让这些模式成为当下国人了解古人，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主体间性。
陈亚颦用“地方意象”
概念分析西双版纳傣族村落景观具有集体共识特征
，文章研究了傣族和外部群体对村落景观的共同塑造的功能动机。她认为，地方特质意象既取决于地方群体的集体认同，也受外部力量长期定位期待的认同形塑。黄旭沿着地方感的心理地理学研究路径提出心象运动论，假设人对地方的感知能够在心灵中留下图像印记，进而设计一系列心象分析法，考察人地情感关系在两极之间穿梭、转化的过程。例如，在时间性中，（过去）情结记忆、（当下）情绪刺激与（未来）情感想象的相互转换；在主体间性中，（自我）身体经验、（他者）社会关系与（集体）文化符号的相互转换；在空间性中，（原乡）地方、（别处）地方与（流动）地方的相互转换。
除了用“地方感”来理解人们对空间的判断，文化地理学者还用多种因果分析来理解人们对给定地点的判断。早在20世纪初，赫特纳（Alfred Hettner）就指出地理学因果分析包括一地多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点与地点之间的关系。而今，地理学的所有研究仍未跳出对这两对关系的分析，只是在这个“如来佛的掌心”中做进一步的理论阐释。
• 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理解空间判断是地理学经典的路径。金石柱团队用区域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渤海国遗址空间分布的特征、规律及其时代演化，揭示了渤海国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全面解释遗址布局的原因、渤海国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建立遗址分布预测模型等。
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扩展的人地关系。刘沛林团队在中国传统居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他们提出“文化景观基因”（gene of cultural landscape）概念
，后续又提出文化景观基因组、文化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建构方法，逐步形成了“文化景观基因”理论
。其基于物质景观的二维、三维、视觉及结构特征，提出四类识别模式以及其他模式。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是21世纪初的一种思潮，它主张从关联（relational）的视角出发，强调关注多元人类与非人类（特别是动物与植物等有机生命体）之间互动所形成的聚集体。
尹铎、朱竑等以玛咖与普洱茶为例，说明自然保护与乡村社区发展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化关系。
自然保护中的那些“自然”“原真”的话语有时也在助力社区的经济价值系统的形成。关于伴侣动物及野生动物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人与动物在城市空间中的生命权力运作。
这些研究为文化地理学者探索生态文明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新视角。而空间和地方在这样的话题中如何体现？这是未来要思考的。
• 多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不同情景下分析多要素的关系是一种模式。孔翔团队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发现自然环境、人口、社会、经济结构相互影响，而地域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关键性的链接因素。
他们以旅游开发前后两个情景，研究了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引致的地方变化，及其对传统村落文化认同及保护的影响。
郭文采用市场经济的情景，以旅游发展和古镇发展为例，说明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逐利的深层结构促成了空间生产。
“关系转向”是一种分析多要素关系的研究新趋势。陈宁宁以温州农村宗族景观为例，采纳关系视角来分析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下乡村文化景观的重构，强调其重构是一个多样的、动态的过程，嵌入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生产。
而当讨论的空间确定后去分析关系，是否意味着地理学被悬置了？
拼装（assemblage）是一种分析多要素动态关系的新路径。蔡晓梅等总结归纳了西方语境下拼装思路的应用，认为该理论从“异质生成空间”和“扁平关系本体论”两个方面丰富了中国人文地理学，也提出要从新的关系生态思维、多元动态的过程逻辑、宏观与微观对话三个层面批判运用拼装理论。
他们以老年人的太极休闲活动为例，基于拼装理论和疗愈景观概念重构了疗愈拼装物的研究框架，从更过程和更多元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的积极老龄化实践。
除了上述质性分析方法，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近年也采用了定量方法。首先，运用定量方法验证了前人文化地理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如戴俊骋对中国动画工作者空间流动性的研究，挑战了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意人才流动性高的假设。
他基于对游侠网简历抽样数据的分析，提出个人成长轨迹中“家乡、居住地和毕业大学所在地”对创意人才的影响显著，而个体对城市创意氛围的不同的地方感知差异则解释了动画工作者为什么要摆脱影响个人成长轨迹的常规空间要素到某些地方创业。
其后，他和张旭又利用WEFANS（喂饭）App和明星贴吧数据建立了影视娱乐传媒界明星的行动轨迹数据库，在外国学者研究明星轨迹与创意城市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了研究中被忽视的明星在文化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生产分工及其造成的地方差异，解释了不同时期创意城市文化市场权力的平衡和变化机制是资本市场与文化管治的角力。
其次，用大数据完善了前人模糊的文化空间现象研究。如曾国军团队依据兴趣点（POI）数据，制作了中国流行菜系的分布地图。
相对目前许多按照省份边界确定的传统八大菜系的地图而言，该系列地图是中国目前最为真实、清晰地反映菜系空间分布的地图。
最后，我要感谢提供个人以及团队研究总结的各位同仁！由于篇幅限制，许多同仁的工作未能纳入本文，在此深表歉意。同时也欢迎“小同行”“大同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为中国文化地理学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