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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以下简写作《维塔》）的中文书名应该是译者（或编辑）的“发明”，英文书名 Vita: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 中并没有“疯癫与文明”这样的表述，但这个有意的互文却恰可提示我们它取径哲人福柯，打开了通过此书来思考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的新线索。
《维塔》的主角卡塔里娜（Catarina）被家人、志工和医疗体系认为患有精神疾病，疯了。福柯在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中论述过理性与疯癫的纠缠与辩证关系，虽然本书作者若昂·比尔（João Biehl）并未直接引用此书（他大量引用福柯，却似乎有意不引此本），正可以拿来与卡塔里娜如何被当代世界的“正常人”排除做对照。更具有相关性的是，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潜心于有关当代世界的文明是如何构成的谱系研究。福柯发现，是治理精神（governmentality）造就了现代社会的肌理，但从现代文明构造的角度出发，治理更是渗透在现代社会如何运作、我们每一个主体如何成形之中的一种“心智”。国家与各色社会组织以安全与发展、成员的福利与健康等名义，造就了社会以及人的治理化。当某些成员似乎不再具有生产价值，不再能对“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更快的）发展做贡献，甚至“阻碍”了其他成员的“福利”与“健康”时，治理会如何运作？这便是卡塔里娜及维塔的其他住民对当代世界的例示。
不唯此也，我们也必定不会忘记，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开篇描绘过，在现代文明进程之前，疯癫就已经是“语言领域的经验之一种，是人直面道德与真理，以及契合其本性与真理之法则的经验”，因此疯人其实代表着真理与智慧，并且发出对现世政治情势的讽刺与批评。到了《维塔》，我们也可以从疯人卡塔里娜的随身记——“字典”的胡言乱语/诗句中发现穿透禁锢她的社会的光芒。
人的“消失”与医学人类学批判
维塔是一座位于巴西南部较为富裕的阿雷格里港（Por to Alegre）的收容所，但讽刺的是，这间名为“生命”（vita在拉丁文中有“生命”的意思）的收容所实则已成为生命废料的填埋场。其中收容的被社会遗弃者——不能劳动者、老人、精神病人等病患、失业者等——已处在苟活余生的境况之中，且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咎由自取，其存在已无意义可言。
当代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热点前沿是所谓“后人类”研究，其中往往还夹杂着对“元宇宙”的炒作，学者们或大谈人类的能力将飞升/消散于赛博体之中，或倡议化解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位置还原至其他生灵甚至非生灵之中。与这些轻快的指向不同，比尔沉重地描绘出、警醒着当代世界仍然有“前人类”的普遍存在，维塔的住民便是“前人类”的范例，他们也曾和你我一样“正常”生活，但当他们不再对社会“有用”，便不断地经受被排除，终至“人间失格”。“人”的经验与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已如前世，“它”们已沦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画作中被扭损的堕落肉块般的存在。
对于这样的“地球暗面”的警醒，批判医学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底蕴。其中的名著，如“全球医生”圣保罗·法默（Paul Farmer）在 Pathologies of Power （《权力的病理学》）中通过“结构性暴力”对全球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况的揭露，菲利普·布乔亚（Philippe Bourgois）在 In Search of Respect （《寻找尊严》）中对纽约市哈莱姆东区为社会所不齿的社会渣滓其实也（曾）是有情感、有理智的（正常）人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南茜·雪秀（Nancy Scheper Hughes）在 Death Without Weeping （《没有哭泣的死亡》）中描绘的在巴西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以及资源稀缺的境况下穷人的所谓“虚假意识”行为。比尔对于维塔的书写正是与这些前辈学者们一脉相承。
然而这一特定文类既有其锐利之处，也受到了自身的限制。例如法默笔下遭受病痛苦难的穷人总是以类似的面貌出现，“结构性暴力”这一理论构造似乎遮蔽了他们更微妙、复杂的实况——虽然法默说他略为格式化的“修辞”有利于传播并召唤起更多对全球救援的支持，需要更细致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民族志对象的特殊境况的特别关注。面对这样的限制，比尔在《维塔》中做出了回应，这也是对医学人类学批判的重要回应。首先，在理论层面，比尔引入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更细致地描摹出被当代世界社会驱逐的结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赤裸生命”原指让主权得以建立的那些被法律排除在外的“神圣人”，比尔对此加以策略性地挪用，以其字面意思来形容维塔住民的社会死亡状态，即一种不再有人的社会性或政治性，而更接近动物肉体般的直白存在。比尔对阿甘本“排除性的纳入”之主权结构也有社会层面的类比借用。艾滋病是凸显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悖论的典型，在 Will to Live: AIDS Therap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活下去的意愿：艾滋病疗法与生存政治》）中，比尔指出，巴西虽然是最早开始艾滋病药物配给的国家，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遵循着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竟联手将原本就遭受最多疫病伤害但“最没价值”的社会边缘人群放逐于药物可及性之外，或者除非他们降格为被医学体制控制的肉体性的“它”们才能维续生存，医学治疗早已内嵌为治理的一部分。
在维塔同样如此。以住民中的所谓精神病患为例，他们大多因为在经济转型的浪潮中无法提供足够的生产价值而被家庭、社区边缘化为“不正常的人”，被卫生体系用（粗陋的、未经审慎诊疗的）药物对待、控制，最终辗转来到维塔。在传统社会，尚有礼俗逻辑来说明社会排除；而在“文明”的现代社会，如维塔般的机构却被打上人道的“合法性”旗帜。但实际情况是，维塔靠志愿者提供服务，根本无法满足住民们的真正所需，其管理者似乎也在利用这些住民运营着可疑的慈善经济——这倒是“它”们最终的生产价值了。
不仅如此，结构加诸个体的暴力不只有饥荒疫病这些惨烈的外在刻痕，更有现代文明进程中种种观念形态机制加诸人的身心的更深层次的刻痕，一如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在 When Bodies Remember （《当身体记得》）中所言，现代的历史进程“内在地铭刻于我们的身体，制造了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做着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如此深刻的身心刻痕让比尔找到了卡塔里娜，她在绝境中生成了殊异的主体性。
她和他的旅程
比尔特别注意到卡塔里娜，是因为她有在其称为“词典”的本子上“写诗”的习惯。她的书写看似胡言乱语，但她说自己编写“词典”是为了“不忘记词语，不忘记所有她小时候得过的以及现在有的疾病”。例如，她在“词典”中给自己取了新名字Catkini，这事实上是把叫作“Akineton”的药物嵌入自己的存在之中，也指示着医疗系统如何粗疏地将各种药物塞进她的身体来控制她并遗弃她，她已经杂糅在各色化学结构中——这可真是“赛博人”的绝佳例子。他对“词典”的注意也给她带来了变化，她觉得这位人类学家的信赖与关怀让她多少摆脱了动物般的处境，也为她的词的迷宫增添了生机。他甚至主动买笔记本送给她，鼓励、催促她多写，堪称一个合作民族志的生动例子。
他被她深深打动，该如何理解她混乱却犹如繁花蔓延的诗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她相处，听她讲述。这绝不是一个疯女人的声音与词句，她看似混乱的记忆迷宫实则是她被暴力侵蚀的生命史的具现，她在绝望中仍试图与这荒谬的过去保持关联。他似乎在“词典”里看到了洞穿她的病体及导致病体形成的医学体制、社会体制的钥匙。他被她的词句、症状与主体性所捕获，无法不听从她的声音的召唤。这些词句原是有脉络可循的，他被感召着不得不将这些看似破碎的词句放回其原本的意义世界之中，也将她这个“非人”还原成人的样子。由此，在后半本书中，他踏上了如侦探小说般的探索之旅。他追踪她过去的医疗档案，发现她被不同的医疗机构草率地当作不同种类的精神病（严重情绪障碍、产后忧郁、精神分裂等）患者处理，她的身体不断地被“灌注”各类精神病药物，而卫生系统之所以如此冷漠粗暴，是因为像卡塔里娜这样的穷人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犹有甚之，他还发现，她所患的应该是家族遗传性神经疾病“马查多-约瑟夫病”（MJD），却无人在意她对医疗话语的反驳及主动言说。他继续追踪她被家庭抛弃的过程，把她放回原先所处的“附近”。她原本是个小镇姑娘，来到大城市郊区的鞋厂务工，但在国家经济动荡之中，神经疾病引发的疼痛等症状让她很快被视为不合格的生产者而被解雇。在家庭生活中，亲属们因为她不再对家庭经济具有生产价值，也不再能合格地完成家务照料活动，而联手“放逐”了她。她的遭遇甚至让他想起古希腊城邦在塔尔盖利昂节（Thargelia）中放逐公民（pharmakoi）以保城邦免于不幸。但在现代社会中，造成亲属如此举动的其实是社会之罪：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施行以及相关观念逻辑的影响，让同处边缘生存环境的亲属将问题归咎于她自己的缺陷，进而将她排除。
随着他对她的家庭及社区生活的细节听说得更多，整个图景也更加微妙而耐人寻味起来。最终一起排除她的、她周边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坏人”吗？他想起拉康借用爱伦·坡“失窃的信”这个案例得出的洞见，“遗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常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近来有学者倡议重回温暖的“附近”，但比尔和卡塔里娜的旅程毋宁提示我们，正是她的“附近”、邻里联手放逐了她。“附近”极可能如“失窃的信”般从未消失，我们需要更审慎地观察“附近”真实、粗粝的模样——有时“日常伦理”与“共谋”的界线很模糊——以及塑造了当代“附近”的更广阔的力量。
他和她都成长于巴西底层，但机缘之下成为名校教授，和身处维塔的她有着云壤之别。这一趟他跟随她的回溯之旅，或许可以看作既是她的，亦是他的，也是每一个当代人的反写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一种反启蒙的启蒙，用当代经验映射着福柯的问题：我们怎样被建构为自己的知识/权力/道德主体？经过这样的旅程，她的几十页书写作为高潮被置于书的最后一章也就自然而然。“只剩余身的社会”（society of bodies）中动物般的存在状态被她直白地记录下来，破碎的词句对照着残破的肉身，并延伸至对最底线的、恍如前世的接触、互动，及对意义的渴望、回想与想象。语言与欲望于被逼至绝境的褶皱中绽放，极限的生成—强度（becoming-intensity）穿透了当代盛世。这是她和他的旅程最荣耀的时刻，也照亮了我们。
未完：仍然相信，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在卡塔里娜的激发下，比尔的书写对形式与文体高度自觉，策略性地借用欧陆哲学，生成了一种人类学书写苦难的道德诗学。人类学内部对批判人类学这一支脉不乏批评之声，称之为“黑暗人类学”。但我们却要说，如果民族志只是呼唤善好，失去了“志恶”，我们将无从应付当下及未来的恶的力量的运作。如比尔提示的，现代文明的诸种暴力早以细腻的方式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我们唯有直面黑暗，从当下做出改变。
那么，人类学家如何更好地再现/代表苦难？在比尔这里，他对阿甘本等思想的借用仍嫌外在，遗弃的理论分析仍可更细致，除了卡塔里娜，维塔的其他住民仍是面目模糊的、格式化的被恶之力量降格的被动存在。也正是在这未竟之处，我们看见了比尔的书写可能唤起的潜在力量。我们作为读者并不只是苦难与黑暗的见证者，民族志也在形塑我们的主体性，激发我们的疑问、对话、思索、想象乃至行动。这是一连串分叉的力量与强度之流：卡塔里娜的极限生命能量涌现于诗句之中并打动了比尔，促使他写下了诗学民族志，进而打动了我们，并促使我们采取可能的行动，以及打动可能的更多的人，促使更多的行动发生。
如同比尔在《维塔》出版10年后完成的另一著作 Unfinished: The Anthropology of Becoming （《未完：人类学生成》）中借助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未完成的画作 Black Draftee （ James Hunter ） [《应征入伍的黑人（詹姆斯·亨特）》]所做的讨论，亨特永远缺席的身体可能指示着他早已沦为类似培根画作中被现代文明损毁的肉块，但也潜藏着更多层次的、更开放的可能性。这便是关注当代世界中人的境况的民族志的力量，书写者总是无法避免地被她/他笔下殊异的人所捕获。如果放开学术格式的限制，民族志或许可以在当代世界以更丰富、更变化多端的形式带来改变。如近年兴起的非虚构书写浪潮，如果能跳出主流的、舒服的书写套路，应可以有别样的视线和穿透。而许多“虚构”创作也未尝不是在书写当代的“真实”：如《大佛普拉斯》中的拾荒人肚财用黏腻废料，一砖一瓦建造起他的颠倒梦幻世界；如《中国奇谭》中的劳动者小猪，在一再被异化、一再被剥夺主体性的绝境下，竟被唤起了不可能的行动力量……这些无不在颠覆传统规范，涌现常规之外的能量，开启逃逸、改变的其他路径，用创作连接起（我们的）思考与行动。
仍然相信，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