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1985年《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问世以来，人类学和历史学界涌现出不少有关物质文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著作，这种趋势在学界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的吹捧中达到新高潮。前者探讨了近代拉丁美洲种植园中的糖业生产如何借助资本主义关系塑造西方社会的饮食文化，并引出地方史与全球史两条研究路径。后者是一本全球史著作，揭示了棉花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影响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然而近年来，学界不再餍足于讲述商品、资本、人员等在不同地区流通的全球史故事，而是逐渐将眼光转向全球中的“地方”，似有向地方史回归的趋势。
经过全球史思维洗礼的地方史研究更具微观视角，也更侧重于考察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等议题，这有助于我们在全球联系的诱人迷雾中廓清复杂的历史纠缠。2018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历史学者麻生道武（Michitake Aso）撰写的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 — 1975 （《橡胶与越南的形成：一部生态史，1897—1975》，以下简写作《橡胶》）一书出版，从地方“生态学视角”（ecological perspective）着眼，探讨橡胶如何从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的外来物种发展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殖民政府、跨国资本、科学机构、民族政权等多重势力如何围绕橡胶园展开斗争，橡胶园生态环境的能动性又如何形塑了这些想要控制它的力量。作者主张，对现代性的探讨需要关注主体的多元性，无论是法国人抑或越南人，种植园主抑或官员，都试图站在他们的立场将种植园装饰成“现代性”的产物。由此，橡胶园成为透视越南近现代历史变迁的绝佳镜头。
资本、知识与越南橡胶园的生态改造
自19世纪中后叶开始，法国殖民势力不断侵入越南。借助“文明开化”话语，殖民政府推行“科学林业”政策，最终垄断了越南的林业和土地资源，奠定了殖民时期越南农业的发展基础。19世纪末，法国医生、鼠疫杆菌的发现者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将巴西橡胶（ hevea brasiliensis ）引入越南，橡胶种植业很快发展为越南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米其林公司等大型企业已在越南开辟了橡胶种植园。不过，法国种植园主与殖民政府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他们也会在土地让渡、道路修建等方面发生冲突，殖民主义内部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借助生态学视野，作者将自然环境与劳工身体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为解决疟疾等热带疾病带来的困扰，法国殖民者引入热带医学，将橡胶园的生态环境与种植园劳工的身体变成“凝视”的对象。起初，殖民者倾向于按照种族划分来思考劳动能力、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但随后热带生态学的发展鼓励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从关注种族转而关注种植园的整体环境。20世纪30年代，一些大型种植园开始与巴斯德研究所合作建立医疗设施、招募医护人员，通过建造下水道等工程来改善种植园的卫生环境，并向劳工分发奎宁，等等。
知识即权力。对身体与环境的双重规训体现出权力笼罩之下的“生命政治”，而支撑起这种“生命政治”的往往是科学知识生产。不过，不同于以往许多将殖民主义视为同质化整体的研究，《橡胶》揭示了科学家、殖民官员和种植园主的利益冲突与紧张关系。就知识生产而言，越南橡胶种植园并不由法国科学机构直接管辖，而是受制于跨殖民地联系以及不断增长的地方认同。而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种植园主和股份公司等非官方角色亦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
劳工、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劳工是越南橡胶种植园发展的主力军。一战爆发后，越南橡胶种植园经济迅速发展，来自北部的农民构成了南部橡胶园的劳动主体。然而，疟疾、脚气病、营养不良及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成千上万的劳工患病或死亡，这也成为劳工、医生、资本家与政府官员不断斗争的焦点。
此外，橡胶种植园的发展变迁与劳动力的长期匮乏深深纠缠在一起。微薄的薪水、繁重的工作、虐待、罚款、非法监禁、生病时缺乏食物和照料以及恶劣的生态环境等，无不促使劳工逃离橡胶种植园。种植园主要求殖民政府通过立法来追捕“在逃劳工”，但这一做法收效甚微。殖民政府屡次派人前往种植园进行调查，试图通过立法来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种植园主公然抵抗法律的行为屡见不鲜。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种植园主才不得不通过改善医疗环境来挽留劳工。
殖民主义内部的斗争与冲突没有掩盖底层劳工的能动性，后者将“不被统治的艺术”和“被统治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改善工作环境，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争取自己的生活和健康权利，包括联名上书、罢工、装病等日常反抗形式，即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1941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Việt Minh，简称“越盟”），开展游击战争，旨在带领越南脱离殖民统治并抵抗日军入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盟宣布脱离法国独立，并于同年9月2日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法国殖民势力并未善罢甘休，又在日军战败后卷土重来。法国的橡胶种植园主也并没有将橡胶园拱手相让，而是依旧把持着重要的经济资源。1945年至1954年，越南人继续抵抗法国的殖民统治，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
在越南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过渡的阶段，橡胶种植园成为军事冲突的焦点。对法国殖民统治者而言，橡胶园是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出于同样的考量，越盟起初发动“橡胶战前线”运动（Rubber War Front），试图通过蓄意破坏橡胶园劳动力体系、工具、橡胶树及交通设施或烧毁橡胶园来推翻殖民统治。此举呼应了越南劳工对橡胶园体制的不满，越盟也不断鼓动劳工反抗殖民统治。与此同时，许多位于交趾支那与柬埔寨边境的橡胶园也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庇护所。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越盟对橡胶园的态度出现变化，这些做法也相应发生改变：随着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越南民族主义人士开始考虑战后发展，橡胶园被视为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从二战结束到越盟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法军，橡胶工业从极度衰颓转向复苏。
这一时期，国际局势发生动荡，法国殖民势力尚未清除，越南国内依然矛盾重重。1949年，曾在越盟和胡志明逼迫下退位的保大帝（Bảo Đại）重归政治舞台，回到西贡市，在法兰西联邦体制内建立越南国临时政府，以此控制南部越南。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越南的橡胶园斗争又蒙上了冷战的阴影。围绕橡胶园的斗争如同漩涡一般吸收了各方势力，远不是民族主义对抗殖民主义的简单叙事所能囊括，不同势力对待橡胶园态度的变化也映射出越南近代历史变迁的复杂性。
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将越南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翌年，吴廷琰废除越南君主制，建立越南共和国。对吴廷琰政府而言，橡胶园无疑是重要的经济资源。1958年7月，吴廷琰亲自考察红土地种植园公司的橡胶园，其本意是鼓励更多越南人参与橡胶工业，但事实证明，这一系列做法仍然有利于法国人控制的机构和企业。就在吴廷琰出访的两周之后，橡胶园成为游击队的攻击对象。曾作为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战场的橡胶园，再次成为南北越争夺的焦点之一。
吴廷琰的民族主义政权带有许多殖民时代的影子：继续鼓励大种植园的发展，并承认法国种植园主实施的改善措施，这些措施的确在很多方面改善了种植园劳工的劳动环境。相比殖民主义的“残余”，吴廷琰政府似乎更忌惮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他尤其担忧种植园劳工的共产主义倾向，甚至和法国人合作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然而，吴廷琰政府的做法招致了劳工的不满。从1954年末到1956年6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越南的种植园工会便从2000人壮大到20000人，罢工此起彼伏。
总而言之，此时的橡胶种植园见证了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各方势力的纠缠。然而，我们不能用截然对立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吴廷琰的民族主义政权带有殖民与后殖民双重烙印的现代性符号。由法国资本控制的种植园经济阻碍了吴廷琰将其从殖民经济转变为国民经济的步伐，尽管越南人在橡胶产业中的地位上升，吴廷琰政权也曾与劳工一道反对法国种植园主，但主要资源仍然集中在法国资本家手中，这对吴廷琰的统治提出了挑战，致使一些南部精英想要推翻吴廷琰政权。另一方面，很难将种植园劳工的反抗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画上等号，即使是一些从前支持越盟的劳工也常常对越南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橡胶》一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挑战了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的传统叙事。
在许多方面，殖民主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越南民族国家建构时代的橡胶园经济，这一直持续到越战结束和越南统一。但就在这一阶段，越南的橡胶业不断“越南化”，橡胶生产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不同时期，橡胶被涂抹上了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味；不同的政权也从各自立场出发，借由对“现代性”的宣传来构建其在越南统治的合法性。1975年后，关于橡胶种植园的记忆持续塑造着今日的越南，越南共产党也利用历史叙事来重构历史记忆。最终，在殖民主义的土壤中，开出了越南民族国家的花朵。然而，从《橡胶》开头提及的当代越南学者对耶尔森的评价的悄然转向可知，法国殖民时代那种集科学、资金与劳动力于一体的大种植园依然是今日越南橡胶种植业的主要模式，这是法国殖民遗产不散的幽魂。
地方史的回归与生态史的自觉
从全球史向地方史回归，不是重新退守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而是从不同的历史阶段解析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复杂纠葛。然而，历史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殖民主义向民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借由橡胶园这一案例，《橡胶》力图揭示传统历史叙事的断裂性和单一性，进而将“现代性”看作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主体的产物，试图以此超越殖民主义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界限。
围绕橡胶园经济阐述越南近现代历史变迁，《橡胶》映射出当代学界从全球史向地方史回归的趋势。首先，地方史研究需要比全球史更为翔实的地方档案。除运用法语和英语文献外，《橡胶》还大量使用了越南地方史料，有力地摆脱了殖民史研究中的“宗主国中心”叙事。地方史研究也要求作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场域有深入了解。据《橡胶》作者所言，他在越南生活了将近20年，还曾在殖民时代橡胶种植园的中心之一边和教授英语，他正是在那里对橡胶与20世纪越南史萌生兴趣。
其次，书中引用了不少口述史成果，皆系作者走访前种植园劳工得来。最后，地方史研究更为细致地揭示了不同主体的视角，尤其是“庶民视角”。除分析殖民官员、科学家和种植园主的观点，《橡胶》一书尤其侧重对种植园劳工或农民的行为与心态的分析，作者没有将他们视为完全受压迫的“受害者”形象，而是运用多种材料论述他们的日常反抗，如请愿、罢工、与共产主义合作等，以此凸显其能动性。作者甚至还使用心态史方法，认为种植园劳工—农民的村舍共同感使其更倾向于越盟，而非殖民种植园体制。对种植园劳工的讨论贯穿全书，作者借此揭示出，劳工的能动性在许多时候塑造了围绕种植园的各种政治势力。如果说橡胶园的发展是一条明线，那么劳工斗争就是一条暗线，二者相互缠绕，相辅相成。
新的地方史研究亦受益于环境史或生态史的崛起。正如本书标题所示，越南的橡胶园种植史也是一部生态史。在“致谢”中，作者特意说明自己的学术生涯始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环境史学者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课程，这大概是《橡胶》“生态视角”的最初来源。而这本书曾在2018年、2019年分别荣获农业史协会和林业史协会大奖，也无疑证明作者标榜生态史的正确性。由此可见，环境史和生态史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与重燃火焰的地方史一道融入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之中。即使《橡胶》对生态史的诠释仍有力所不逮之处，但它至少做出了有益尝试，笔者也期待这种新的理念能够成为今后历史研究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