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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东临缅甸，南邻孟加拉湾，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境内的名称）流经其中。自13世纪起，缅甸北部掸族分支阿洪姆人（Ahom）控制阿萨姆部分地区约600年。1820年，缅甸入侵上阿萨姆（Upper Assam），阿洪姆国王普兰达·辛格（Purandar Singh）联络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军火和顾问，在不丹组成联军。1824年至1826年，东印度公司与缅甸开战，缅甸战败，签订《杨达波条约》，之后阿萨姆被纳入英属印度势力范围。 Empire ’ 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帝国的花园：阿萨姆与印度的建构》，以下简写作《帝国的花园》）一书以茶叶种植园为起点，追溯19世纪阿萨姆的殖民历史，讲述了阿萨姆从“蛮荒之地”变为“工业花园”的过程。
植物学与殖民主义
《帝国的花园》的第一章介绍了阿萨姆茶叶产业诞生的历史。
阿萨姆地区殖民政权长官弗朗西斯·詹金斯上校（Colonel Francis Jenkins）认为，只有欧洲人管理阿萨姆的土地，才有可能实现农业革新。他相信，“先进的”英国人拥有资本和能力开发这片“蛮荒之地”，取代当地“无知和悲观的土著”，实现阿萨姆地区的迅速发展。同期，一个植物学发现彻底改变了阿萨姆的历史。1821年至1823年间，阿洪姆国王的英国军事顾问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通过阿萨姆景颇族酋长发现了本地生长的茶树。贾伊塔·夏尔马（Jayeeta Sharma）在《帝国的花园》中写道，当地景颇族和坎普提（Kamptee）部落拥有“浸泡并饮用茶叶的习惯”，他们“将茶叶制成小碎片，取出茎和纤维，煮沸，然后挤压成一个球，在阳光下晒干以备使用”。1834年，茶叶委员会组成考察团赴阿萨姆鉴定发现的茶树，但将之“贬低”为“无法接受的野蛮植物”。
不过，考察团对阿萨姆茶树的态度存在多样性，另有记载显示，考察团中仅有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纳撒尼尔·瓦利奇（Nathaniel Wallich）一人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持负面态度，可能由于他当时身患热病，希望尽早返回加尔各答。
瓦利奇认为，阿萨姆茶树同样起源于中国，茶叶种植需要一定海拔，需六周至两个月的冬季，阿萨姆不存在茶叶生长的最佳环境，虽可勉强生产低档茶叶，但质量不佳。因此，瓦利奇不主张在该地区大规模种植茶叶。
但是考察团另外两位成员，地质学家J .麦克莱兰（J. McClelland）和植物学家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Grifith）则不然。麦克莱兰认为，阿萨姆茶树为本地“原生”植物，较高海拔不一定是茶树生存的必要条件，该地区密集的森林，昏暗、潮湿的空气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可能。
格里菲斯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阿萨姆茶树与中国茶树是不同的品种，再加上阿萨姆有着与中国产茶区类似的地质地貌、气温、湿度和植被状况，因此当地具备生产茶叶可能性。
除了研究、栽培新近发现的阿萨姆茶树，英属印度另派诸多“植物猎手”赶赴中国搜集茶树和种子。1834年，印度茶叶委员会派遣乔治·詹姆斯·戈登（George James Gordon）赴华寻找茶树和种子。此后几十年间，中国茶叶工人和茶树陆续抵达印度。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指派，赶赴中国搜集各类植物，他于1843年到达香港，搜集了大量样本运回英国植物园。福琼又于1848年受东印度公司雇佣再次赶赴中国，此次专门搜集茶树，并移栽至喜马拉雅山区商业种植园。通过改良阿萨姆茶树和移栽中国茶树，印度在19世纪逐渐建立起世界性的茶叶生产基地，成为茶叶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
产业伊甸园：19世纪阿萨姆的农业改良
“伊甸园”意为无人为改造、无污染的天然乐土，但在《帝国的花园》一书里，19世纪殖民者眼中的“伊甸园”则意味着工业改造后的环境。阿萨姆原始、蛮荒的热带森林被认为是亟须改造的对象。这种改良的背景是19世纪英国“农业帝国主义”思潮和农业革命。在欧洲，工业革命带来了农业“绿色革命”，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张打破农业行会和封建特权，自由订立合同。宗主国农业革命的思路外溢并影响到殖民地政策，殖民地政府纷纷废除“公有地”，将其纳入“荒地”范畴并出售或出租给商业公司。“公有地”通常是本地农民用以补充生计的重要生产资料，该体制的取消恶化了农民的生活状态。1838年和1854年，东印度公司两次修订“荒地规章”，将土地以每英亩（1英亩≈0.004平方公里）3卢比的价格长期租售，100英亩为最低租售量。该规定虽未完全将印度申请者排除在外，但租售100英亩的资本实力一般只有欧洲殖民者具备。此后几十年间，阿萨姆政府用极低的价格吸引了数百位英国投机者购买土地。但通过租售茶园土地招商引资的做法带来了金融泡沫。19世纪60年代，阿萨姆出现“炒茶园”风潮。印度总督查尔斯·坎宁（Charles Canning）于1861年颁布土地法案，允许以每英亩2~5卢比的固定价格将阿萨姆的土地售予欧洲买家。该法案吸引了大量投机者，其中不乏不懂茶叶种植甚至未曾到过所购阿萨姆茶园者，他们将茶园转手以赚取差价。至19世纪70年代，泡沫破灭，茶园价格跳水，被打折出售，有的甚至破产。
除了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种植园经济也促进了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的交通设施现代化。种植园经济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夏尔马写道，茶叶种植园建立之初的19世纪30年代，从阿萨姆至加尔各答需要花费两个月时间。除超过3000英里（1英里≈1609米）的路程，旅行者还可能面临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全年湍流和季节性洪水。陆路交通则更为艰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与印度河平原之间分布着崇山峻岭、原始森林，大雨和洪水给陆路交通带来困难。由此，生产茶叶的阿萨姆公司（The Assam Company）建立了一条蒸汽船航线，提升了人员和货物运输量。然而直到19世纪50年代，从加尔各答到阿萨姆的航程时间仍与从好望角到伦敦的航程时间相当。到60年代，这个时间缩短到了两周，但依旧十分漫长。
懒惰：想象中的阿萨姆种族性格
《帝国的花园》指出，英国殖民者建构了一种“懒惰本地人”的印象。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种植园尝试雇佣本地农民。这些农民出于临时用钱目的，如交税、结婚等，通常利用农闲到附近的种植园打工。由于种植园更喜欢稳定、有纪律的劳动力，因而对流动性强的本地农民存在不满，这种不满转化为认为阿萨姆人“天生懒惰”的刻板形象。此外，阿萨姆农民吸食鸦片的习惯更加重了殖民者的偏见。鸦片在当地被用于治疗疟疾，但在欧洲殖民者眼中，鸦片是堕落的象征。然而，从19世纪40年代起，殖民政府亦开始在阿萨姆地区销售“进口鸦片”，助长了这种“堕落”。
面对劳动力匮乏的情况，种植园开始寻求外来劳动力作为解决方案。这些苦力多来自印度中部和东部，包括孟加拉地区的乔塔那格布尔-桑塔尔山区（Chotanagpur-Santal）。乔塔那格布尔的科拉里安人（Kolarians）和卡查里人（Kachari）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苦力工人，他们以低种姓为主，往往身着囚犯式红色上衣，尽管深知阿萨姆环境艰苦，但家乡有限的生存资源迫使他们不得不外出工作——殖民政权推行的“强行商业化”土地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债务负担加重，气候环境灾难、饥荒也常常导致农民失去生存条件。殖民政权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协助种植园选择并招募苦力，如1863年《本地劳工运输法案》。到了19世纪末，乔塔那格布尔工人获得了阿萨姆“最佳劳工”的称号，被种植园称作“一级丛林苦力”。最初，苦力由专业招募人员（arkattis）招募，后来这些招募人员的名声变差，使得招募工作日益困难，于是种植园开始使用苦力工头（sardars）返乡招募新苦力。但这些工头常常利用家族和地方关系招募，最终茶叶产业建立起了专门的招募管理机构——茶叶产区劳工协会（Tea Districts Labour Association）。此外，种植园还使用“半封建”手段约束、压迫苦力，包括鞭笞、殴打、杀戮、性侵犯。苦力们常常住在荒无人烟的种植园区域，晚上会被强制监禁在宿舍区不得外出，由于不熟悉地理环境，几乎不可能逃跑。此外，种植园还常常给周边居民提供高额赏金以抓捕出逃的苦力。
阿萨姆的政治与身份
殖民主义通常伴随着“蛮夷”与“文明”世界的建构。据《帝国的花园》描述，阿萨姆长期被看作“蛮荒”地区，不适用于普通的殖民地法律。阿萨姆殖民官员拥有独特的“治外法权”，相比其他殖民地官员拥有更多自主权。1873年，印度通过《内部边界法案》，在阿萨姆和印度其他地区之间划分了一道“内部边界”。划定“文明线”的做法是20世纪前殖民主义的重要特征，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用“亲善线”（amity line）来形容这种界线。在“亲善线”内部的“文明世界”，适用“正常”的交往准则，如“欧洲公法”；“亲善线”以外则是“野蛮”和“半野蛮”社会，不存在文明的“正常范式”，可以采用“紧急状态”。
虽然国际法意义上的“文明线”已随两次世界大战、国联和联合国的出现而消亡，但文化观念层面“文明线”仍旧广泛存在，并呈现出多种表述，如“内部边界”、铁幕、第三世界、南方世界等。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间战争失去合法性，“文明线”、“善恶”观、“人类公敌”等意识形态逻辑代替“宣战”成为国家使用武力的主要理由，造成国际战争逐渐“内战化”。
除划分“文明线”，欧洲的种族观念也对阿萨姆产生了巨大影响。《帝国的花园》中写道，阿萨姆精英、高种姓群体认为，现代种族科学的研究结论无疑确认了其自身社会地位的合理性。阿萨姆精英利用殖民地种族话语体系，将自身阶层塑造为印地语、雅利安集团，宣称其祖先来自印度—恒河平原，而后迁徙到阿萨姆地区，否认与原住民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不过，《帝国的花园》并未对这些进行再核实，也无法确定19世纪阿萨姆精英的身份主张是否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抑或完全属于主观建构。
殖民地政权同样深刻影响了阿萨姆的官方语言。据《帝国的花园》描述，18世纪晚期东印度公司将波斯语作为行政语言，与此同时，梵文逐渐吸引了部分殖民地官员的兴趣。不过，殖民地官员学习梵文存在诸多困难。婆罗门学者不愿意为“不纯洁”的外国人教授这门神圣的语言。虽然随着婆罗门经济地位下降，这一困难逐渐得到解决。在18世纪80年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任总督期间，殖民地教育机构也增加了梵文作为殖民官员学习的语言。然而，阿萨姆居民对于印度官方通用语替代本地语言的趋势感到担忧。1837年，殖民地试图推广孟加拉语作为阿萨姆官方语言，遭到了阿萨姆本地精英和传教士的反对。19世纪70年代，殖民地政权采用阿萨姆语作为官方语言。
结语
《帝国的花园》一书为我们讲述了阿萨姆殖民地时期植物、知识和社会的互动。殖民地官员和种植园主的观念反映了19世纪特有的农业改良和现代化思路，工业生产方式被看作文明的曙光，原始自然环境和本土社会文化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这种观念导致了殖民者认为阿萨姆人“懒惰”的歧视性看法，并“传染”给了本地高种姓精英，他们以此建构自身地位合法性。《帝国的花园》微弱的不足在于，其研究、叙事方法或许亦属于书中批判的“身份政治”范式，即建构单一的、拟人化的“群体身份”。作者在批判殖民地社会身份建构的同时，也在创造“身份”。书中建构了“阿萨姆乡绅”这一群体，并假定其具有一致的政治、社会立场和态度。使用“不列颠政权”一词指代所有“殖民官员”，假定殖民者对殖民地均存在同质的歧视和偏见，忽略了来到亚洲的欧洲殖民者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和观念的复杂性。这种同样依赖身份建构的研究方法忽视了经济因素和生产关系的角色，以及殖民者内部的复杂矛盾。用《锡兰观察报》《热带农学家》编辑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的话说，伦敦的殖民部官员“无论有多少人，受过多少教育，或者拥有优秀的能力”，均无法对锡兰本地状况形成真正的理解或掌控。殖民部和“常常更换的部长”对锡兰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时间、金钱损失。
综合而言，本书新颖的史料和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阿萨姆历史的重要工具，引发了对南亚种植园历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