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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荷兰南亚研究学者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发表了一篇题为“Chitagong in Four Scenes”（《吉大港四景》）的文章。在该文的开篇，申德尔试图区分“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两个概念。他认为“空间”是物理意义上三维展开的区域，是可以被测量和绘制的；“地方”则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历史上不断层累的产物。以横跨了四个世纪的四个历史片段为主轴，申德尔在这篇文章中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孟加拉湾港口是如何成为吉大港（Chitagong）这样一个“地方”的。
申德尔将第一个片段设定在1600年。当时的印度洋贸易尚未被欧洲人垄断，波斯人、葡萄牙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古吉拉特人都广泛地参与了该地区的贸易活动。同时，吉大港通过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境内的名称）与喜马拉雅山脉东麓相连，因此与中国的西藏和云南、缅甸北部等地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申德尔发现，17世纪初的吉大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当地都有着各自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今天，吉大港地区的地方语言里还夹杂着许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葡萄牙语词汇。
有关吉大港的第二个片段设定在1900年。此时，布拉马普特拉河已经改道向西，不再流经吉大港，吉大港也逐渐丧失了其贸易网络节点的优势地位。随着加尔各答在18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属印度的政治中心以及印度洋贸易的中转站，吉大港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普通港口，主要负责为加尔各答输送东孟加拉地区的作物（茶叶、黄麻、稻米等）。此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吉大港的文化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绝大多数底层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许多地主、商人和专业人士则是印度教徒。
第三个片段则设定在1950年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以及印巴分治之后。此时，吉大港是巴基斯坦东翼的唯一港口，也因此成了巴基斯坦维持自身在孟加拉地区统治的生命线。吉大港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大规模城市基建扩张以适应其在民族国家经济中的新角色。在文化方面，伊斯兰教成为吉大港地区的主要宗教，来自旁遮普的穆斯林则将西北印度和中亚的文化以及乌尔都语带到了吉大港。
第四个片段设定在2010年。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吉大港成了该国最为重要的港口。旁遮普和中亚的文化元素逐渐在该地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孟加拉国穆斯林农民。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全球资本的关注，来自印度、韩国、中国的资本和专业人士重新塑造了吉大港的产业结构和文化特质。
通过这四个历史片段，申德尔向我们展示了吉大港这个“空间”是如何在不同时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不同的“地方”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吉大港则是这些不同时刻及其所包含的内涵持续层累而形成的。
申德尔在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视角和方法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是将“长时段”（即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longue durée）运用于区域国别研究中，将具体事件、人物、政策放置在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长时段的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中进行分析；其次是基层视角，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当更多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而非过度采纳精英视角；第三，在研究具体的区域或国别时合理运用跨区域/跨国研究的方法，将具体的区域国别议题放在空间尺度更大的跨区域/跨国网络中思考。
申德尔运用长时段、基层视角、跨国联系对港口城市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对我来说颇为新鲜。他所采取的这种以一个港口为中心来探讨其与不断变迁的跨国网络的互构的方法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并促使我下决心要做一个类似的研究。
2016年，我有机会探访了缅甸南部港口城市毛淡棉（Mawlamyine）。毛淡棉位于孟加拉湾东北岸，萨尔温江的出海口。根据勃固王朝的石刻记载，迟至15世纪，毛淡棉这个城市便已存在。
在16世纪，毛淡棉相继被缅甸东吁王朝和暹罗统治。
在18世纪贡榜王朝时期，由于缅甸与暹罗的战争，毛淡棉一度沦为废墟。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双方签署了《杨达波条约》（Treaty of Yandabo），毛淡棉被缅甸割让给英国，并由英属东印度公司进行统治。
1826年至1852年间，毛淡棉是英属缅甸的首府，英国人在城南兴建了政府办公设施、监狱、兵营、基督教教堂，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欧洲人聚居区。除了利用毛淡棉河流入海口以及优良的港口区位，英国投资者和殖民当局也注意到毛淡棉附近丹那沙林（Tenasserim）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锡矿资源。由于当地缺乏劳动力，矿场需要从其他地区招募矿工，矿场主很快将目光投向了马来亚。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量华人来到马来亚参与矿产开采，并发展出了一套熟练的产业链。来自中国福建的华人在马来亚早期的矿产开采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上述原因，毛淡棉附近的英国矿场主开始从马来亚招募大量福建矿工。毛淡棉也因此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福建人社群。毛淡棉的华人区位于欧洲人聚居区以北，主要以来自马来亚的福建矿工为主，他们在来到毛淡棉定居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习俗带到了当地。我在毛淡棉华人区走访时仍然能看到殖民地时期福建人所建的“南川宫观音佛祖宝殿”“天后宫”“永定会馆”等。
除了锡矿，英国人在毛淡棉附近的另一个重要产业是鸦片种植业。19世纪初，英国商人在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获利颇丰。当时出口到中国市场的鸦片主要是在印度的比哈尔和旁遮普两地种植的。当包括毛淡棉在内的缅甸南部地区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之后，英国投资者亦开始尝试在毛淡棉开辟鸦片种植园。由于当地劳动力短缺，种植园主大规模招募来自比哈尔的具有丰富鸦片种植经验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印度穆斯林聚居在华人区的北边，并于1846年建立了一座清真寺——Suritee Sunni Jameh Masjeed，作为他们宗教和公共活动的中心。
与印度穆斯林毗邻而居的则是同样来自印度的古吉拉特人。当毛淡棉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一些在古吉拉特苏拉特港从事造船业的古吉拉特人发现了商机。由于这些古吉拉特人制造的船只主要以柚木为材料，而毛淡棉附近盛产高质量的柚木，因此大批古吉拉特造船商人来到此地采购柚木。这些信仰印度教的古吉拉特人在毛淡棉也建立了他们的据点，并修建了一座印度教庙来供养湿婆神。
我在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聚居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华人建造的嘉应会馆。嘉应是位于广东梅州的一个县，东南亚地区有许多来自嘉应的移民。然而，这些嘉应华人为什么没有居住在华人区，而是与印度人混居一处？李佚对缅甸华人的研究也表明，殖民地时代居住在毛淡棉的主要是福建人，鲜有广东人的踪迹。
张幸与沈丹森在有关南亚华人移民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初的印度也居住着一些来自广东梅州的华人。这些梅州人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定居，主要做木工谋生。在加尔各答，梅州地区的华人木工因其高超的技艺和吃苦耐劳的态度而深受印度人和英国人信赖。
那么，毛淡棉的梅州华人是否也在当地主要从事木工呢？在嘉应会馆的后门，我发现了一个用汉字书写的牌匾。牌匾正中题有“北城行”（PUOK SENG HANG）三个字，两边则题有“班门爱业古今同，鲁国传师天下巧”。这一竖立在会馆门前的牌匾说明20世纪初在毛淡棉定居的广东梅州人的主体是木匠，而他们聚居在印度人区域则很可能与古吉拉特商人的柚木造船业有关。
在印度人聚居区北边有一座殖民地时期的监狱，监狱对面则是一座由来自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所建的锡克庙。锡克人来到毛淡棉的原因与华人或其他印度人不同，他们并不是劳工或商人，而是执法者。在19世纪下半叶，受到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英印政府开始将锡克人定义为能征善战且忠诚可靠的“军事种族”（Martial Race），并大规模地在军队中招募锡克人。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亦开始仿效印度政府，在军队和执法部队中大量使用锡克人。锡克人在19世纪末成为毛淡棉殖民地军事警察力量的主力，负责维护当地治安和驻守监狱。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26年来到毛淡棉担任警官时，他的属下绝大多数都是锡克人。
在欧洲人、华人和印度人聚居区之外，散居着当地的缅甸人。信奉上座部佛教的缅甸人在毛淡棉建造了大量的佛教寺庙，其中又以耶淡蓝佛塔（Kyeik Than Lan Pagoda）最为有名。1889年，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写下了诗篇《曼德勒》（Mandalay），开篇便是对诗人在毛淡棉耶淡蓝佛塔眺望远处大海的描写。
在毛淡棉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其位于萨尔温江和嘉因河（Gyaing River）的交汇处及出海口，又有比卢岛（Bilugyun Island）作为天然屏障，毛淡棉成了英帝国在孟加拉湾东部进行殖民扩张和贸易的重要港口；另一方面，毛淡棉所在的马达班湾（Gulf of Martaban）是印度洋热带气旋频繁登陆的地带，作为其主要经济支柱的种植园也因此时常遭受毁灭性破坏。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以科学理性为其合法性来源的英国殖民当局不断试图以“科学”的方法观察、研究、预测孟加拉湾的热带气旋，并希望以此来消弭这种自然现象对孟加拉湾沿岸各殖民地的影响。然而，殖民当局驯服环境和气候的尝试真的有效吗？他们对待热带气旋的态度和措施而非热带气旋本身，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孟加拉湾沿岸的社会经济发展？
毛淡棉的殖民当局不但试图驯服自然，还在不断尝试规训城市及其周边的人口。毛淡棉的经济主要依赖种植园、锡矿和造船业，而这三者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印度和华人劳工的涌入给殖民地的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为了使这些工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同时保护当地的欧洲人社群，殖民当局采取了严格的监控、隔离、惩罚手段以确保传染病不被移民们从亚洲的其他地区带入，并在工人的密集居住区蔓延。这些对底层人身体的规训有没有促进殖民地社会的公共卫生状况？殖民当局对于公共卫生的普遍焦虑又如何影响了殖民地社会复杂的族群、性别、阶层结构？
尽管殖民当局想尽办法试图“文明化”和“现代化”居住在毛淡棉的亚洲人口，然而这些来自亚洲各地的普通人却在日常生活中逃避或抵抗殖民当局的管控。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东南亚高地的原住民在对待平原地区国家势力干预时展现出了“逃避统治的艺术”。
很显然，逃避统治并不一定要走入深山老林，市井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充斥着普通人对国家管控的窜匿、抗拒甚至利用。
那些围绕着地方会馆、印度庙、佛塔、锡克庙、清真寺展开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它们又如何在一个殖民地社会被政治化？这些日常生活对于殖民统治的挑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殖民主义本身？
要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可能又要回到申德尔研究吉大港时采用的方法和视角。首先，长时段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孟加拉湾热带气旋形成的机制，以及这种自然现象如何形塑了毛淡棉的自然地理特征。其次，我们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基层视角来理解毛淡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只有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理解殖民知识生产和制度建设是在何种机制下演变的。第三，无论是热带风暴、传染病还是底层移民，其背后都有着跨地区流动的特征。要了解上述三个议题，跨地区/跨国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长时段、基层视角、跨区域/跨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在21世纪以来的亚洲研究领域迅速兴起，其中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可能是濮德培（Peter Perdue）、萧凤霞（Helen Siu）和塔格里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三位学者合作编著的
Asia
Inside Out
（《亚洲内外》）三卷本。
这套三卷本的书以“嬗变的时间”、“连接的空间”和“流动的人”为主题，分别对应了大尺度时间、跨境空间和日常生活这三个方法和视角。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极大关注并引起广泛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上述三个方法和视角亦颇具价值和借鉴意义。
尽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开始大规模地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甚至将区域国别研究设置为一级学科以期带动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然而相关科研工作却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一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渐与“冷门绝学”概念挂钩。虽然“冷门绝学”概念兴起的初衷是为以往不受重视的国别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支持，但绝大多数“冷门绝学”研究既没能将其研究对象重置于近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知识生产体系的脉络下加以反思，又不愿跳出“民族国家”和“文明”等既有的空间框架，致使其所生产的知识既脱离了历史语境，又受困于现代空间概念，不仅无法反映当下世界的需求，还加深了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中心观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类政策报告研究亦开始泛滥。政策研究追逐热点议题和时效性，主要着眼于高层政治和战略，疏于对具体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进行了解和观察，因此不仅往往流于肤浅，更会造成偏见和误导。
“冷门绝学”和政策研究虽然看似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类别，但可以被视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都反映出当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过度关注精英群体（“冷门绝学”关注古代文化精英，政策研究关注当代政治经济精英）并采取精英叙事的表征。在这种精英叙事逻辑的遮蔽下，长时段自然环境对当地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跨界流动等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在没有对时间、空间、阶层等议题做充分反思的前提下做出的研究，不仅无法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那些我们本就不熟悉的国家和地区，更会带来许多误解和偏见。
鉴于上述问题和挑战，本专题希望通过三本近年出版的较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着力于介绍不同学者是如何采用“长时段”“基层视角”“跨区域/跨国”等研究方法和视角探讨19至20世纪热带亚洲的环境、种植园、劳动、原住民信仰和现代国家形成等议题的：
田马爽介绍了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帝国的花园：阿萨姆与印度的建构》）一书。该书分析了阿萨姆茶叶种植园的印度移民劳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阿萨姆印度教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发现殖民扩张的复杂内在结构和张力。英帝国在阿萨姆地区的殖民并非简单的殖民者剥削压迫被殖民者的过程，而是包含了殖民当局、私人种植园主、印度移民劳工和原住民的多边互动关系。
仇振武则将我们的视线带到了越南的橡胶种植园。他讨论的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 - 1975 （《橡胶与越南的形成：一部生态史，1897—1975》）一书曾获得2018年美国农业史学会最佳图书奖与2019年美国森林史学会最佳图书奖。该书以越南的橡胶种植园为线索，勾勒出了殖民地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剥削和压迫制度的延续性。该书指出，社会主义时期越南国营橡胶种植园的诸多制度和管理方式源自殖民地时期的私人种植园企业。
最后，丘颖瀚介绍了2022年美国亚洲学会东南亚研究最佳图书奖获奖作品 Miracles and Material Life: Rice, Ore, Traps and Guns in Islamic Malaya （《神迹与现实：马来亚伊斯兰世界的稻米、矿物、陷阱和枪炮》），该书展现了殖民地时期马来世界的伊斯兰巫师们是如何在其自身的宇宙观中尝试理解、诠释并指导英属马来亚的自然资源生产、开采以及技术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