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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中情局测谎专家克里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偶然地将测谎仪用在了一株办公室植物——龙血树上，他将植物叶子和仪器连接，用燃烧的火柴在植物旁游走，发现随着火柴的靠近，仪器数据剧烈震荡，暗示着植物的“紧张”，当他将火柴移开，数值随之回落。之后，巴克斯特与同事在其他种类的植物上也做了测试，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这一系列实验似乎证实了一个关键的假设——“在植物生命中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定义的主要感知，并且这种感知能力可以被证明是独立于人类的参与而存在的”
。这一假设也引发了不同学科对植物感知的关注，开始对植物智能展开想象。
巴克斯特的这一系列实验被详细记录在了1973年出版的畅销书
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
（《植物的秘密生命》）中，几乎所有关于植物智能的讨论都会提到这本书，书中所描述的不少“科学现象”后来都被证伪，激起了植物学家的反对，甚至将书中这种基于主观经验而非科学证据的说法解读为一种妄想。如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所说：“这已经成为一种深入主流意识的新的思潮，《植物的秘密生命》将正统植物学、江湖实验和俘获众生想象的神秘自然崇拜杂糅在一起。”
在这种思潮下，关于人与植物可以相互交流的想法渐渐流行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植物可以听懂美妙的音乐且这有助于它们生长。1976年，加拿大作曲家莫顿·桑福德·加森（Morton Sanford Garson）发行了专门给植物聆听的专辑
Mother Earth's Plantasia
（《地球母亲的植物园》），称将这种“温暖的地球音乐”献给植物和热爱它们的人类。显然，这种认为植物可以听懂音乐的想法具有一定的拟人化色彩。植物的“智能”和植物的交流方式是否建立在人类对动物模型的理解和认识之上呢？
植物（特别是陆生植物）约占地球生物量的85%，相比之下，用植物学家斯特凡诺·曼库索（Stefano Mancuso）
的话来说，人类和所有其他动物“只是痕迹”。曼库索用外星人入侵的故事《眨眼之间》来提示我们，我们与外星人对时间感知的差异，如我们与植物的时间感知差异一样：在外星人的眼中，人类的运动或许就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慢速且不可察觉，这样的时间感知差异使人类被外星人当成一种惰性的事物，而被施以无情的暴力和剥削。
对于人类来说，植物的生长和运动同样缓慢且不被察觉，但我们不能将植物看作一种被动的、不变的生存背景。
在植物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超越了人类世界的植物时间尺度：在那些广泛存在的植物面前，动物和人类可能只是其悠长的生命历史中的匆匆过客。如果说植物的运动缓慢得足以让我们忽视，那么动物生命和人类世界的迅疾也许在植物世界看来也是微不足道的。如同那本《植物的秘密生命》，这种对植物生命介于科学与想象的杂糅的思考，为我们在实证科学、隐喻和想象之间划开了一个空间。
植物的运动和感知能力被认为是一种智能的体现。早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本领》一书中，达尔文就曾描述过植物的生长运动能力，为植物知觉研究提供了基础。达尔文曾提出将植物具有敏感性且能够指导相邻部位运动的胚根尖端想象成低等动物的大脑，这个“大脑”位于身体的前端内部，通过“感觉—器官”接收信号，并指导几种运动。
达尔文要求我们把植物想象成一种颠倒的动物，其主要感觉器官和“大脑”位于其身体底部（在地下），它的性器官则在上部。然而，学界对“智能”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分为两类：第一种认为智能需要依靠大脑或类大脑的结构来达成，智能指的是内在的心理机能，如推理和抽象思维的能力；第二种则强调行为，把智能定义为一种以最佳的方式应对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的能力——既然植物能够完成诸如整合信息或做出决定等行动，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耦合就可以被定性为“认知”。
斯佩拉·彼得里奇， PL'AI 。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在后自然主义的背景下，对有关植物的“运动”、“思考”和“意识”的研究不再带有20世纪70年代证伪的目的。虽然控制论的阐述较少以植物为模型，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命组织模式，植物具有感受环境对自身调节的能力，印证了其“最古老的传感器”的隐喻。植物与机器共同协作下所呈现的运动和神经电流的波动则成为抹平植物、机器、人类的差别的思考方式。当代艺术中的“植物转向”不仅探索了植物知觉的可能性，还在植物、机器与人类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偶然的交互网络，在植物意识、控制论研究及视觉文化之间找到了关联。
Cyborg Botany （《赛博格植物学》）有关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开发的名为Elowan的半机械植物，想象了一个控制论下的生命体、一个植物与机器对话的过程。Elowan会使用内部电信号，与驱动它走向光源的机器接口相连。作为一个电活性系统，它受生物电化学刺激，在组织和器官之间传导这些信号，此类电信号是Elowan对光照、重力、机械刺激、温度和其他环境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时产生的。此外，Elowan还强化了植物与阳光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半机械植物的趋光性不足以说明真正的植物与智能的关系，但是植物对环境的感知能力能在其行为上体现出来。在植物与机器的合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植物自身的欲望。
含羞草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感知其外界环境并快速反应的标志性植物，它的这一特点也让人们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它有神经系统吗？它是植物还是动物？在有关含羞草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推测含羞草不仅能敏感地对外界做出反应，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艺术家佩德罗·内维斯·马克斯（Pedro Neves Marques）通过作品 The Pudic Relation Between Machine and Plant （《机器和植物之间的含羞关系》，2016），在机器与含羞草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对话的关系：在作品中，一支由机械手臂控制的机器手指循环往复地触碰一株含羞草，受信号控制的机器与含羞草之间的这种“对话”，成为二者同样具有信号和控制过程的系统性隐喻。在这一过程的反复触发反馈中，也形成了植物与机器共同构成的生物与机器系统。
斯佩拉·彼得里奇（Špela Petri）的作品 PL ’ AI 则以延时摄影的方式在爬藤植物与其环境之间建立起一个“游戏”的过程。作品名中的“PL”和“AI”正是“游戏”和“智能”的混合体，展示了在植物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展开的游戏，而游戏也因此成为一种由欲望和喜悦驱动的、不确定的相遇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游戏不仅是人类的特权，还属于任何形式的生命。植物通过生长的欲望、身体的努力与智能算法进行连接与互动的过程充满了创造性和智力的挑战，“玩”的过程又显现出一种超越物种的联系。在这个规则框架与变化过程都不确定的生成过程中，植物是否具有智能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较量与顺势、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植物和机器对外在环境变化的适应和改变不仅是一种本能反应，也是两种智能在变化中的行为“策略”。作品中通过延时摄影呈现的植物及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小球的运动状态，也体现了一种超越人类时间尺度的生命行为——那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植物的行为，不是因为它们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超越了人类感知的维度。
植物生命共享与合作的组织形式，整体上可以被认为是植物的模块化智能及更高级的有机物网络和局部反应对整个系统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它具有与当今互联网相似的分散式特征：在个体与个体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中趋向于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更高级的生命体。然而，个体植物并不存在例如大脑这样的核心器官。如曼库索所言：植物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不同于大脑”，是分散式的智能。植物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如它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运动；植物的呼吸也是通过身体各个部位进行的，而不是集中在肺部；植物的智慧也一样，其智能结构分布较分散，更容易避免因重要器官被攻击而造成毁灭性伤害。
彼得里奇观察了植物叶片上分布的气孔，并把它想象为一个具有表达意义的器官，这启发她联想到用阅读唇语的方式去理解其中的语意。她的作品《隐形之言》创建了一个机器识别的语言系统，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和唇语的人工翻译，试图阅读微观的“嘴唇”——叶片的气孔，希望在人类和植物之间协商出一个共同的语言符码系统。这个看似疯狂的想法让我们开始关注植物的微观运动，在人工智能、机器算法与植物微观的活动之间建立起想象。
斯佩拉·彼得里奇，《隐形之言》（2018）。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对“植物智能”的探讨，不是人类对植物是否有智能的主观判断，也不是在植物生命中寻找动物和人类的相似之处。在我们思考植物智能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什么是“智能”。如果以植物为中心展开一个新的坐标，则为智能研究打开了一个超越人类世界的空间。当下，对植物的思考已从植物本身的“智能”探讨转向后自然的语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是将人类对“智能”的理解强加于植物身上，而是寻找与植物协商与合作的可能性，在一个连续、偶然、相互作用的生命网络之中想象一个跨物种的组织形式。它如同一个“后自然花园”的美学意象，让我们进而去思考什么是植物，什么是机器，什么是人类，什么是非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