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丁戊奇荒的契机

新教在华走的是上层路线，主要活动在沿海口岸与城市，面向知识分子传教。在资金上，新教传教士依赖于所在国团体与个人捐助，而天主教传教士则要在华自谋生路。新教传教士很少干预中国地方事务，主要在华从事教育、医疗及各种慈善事业，并由此发展教徒。以李提摩太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活跃在近代中国舞台上，为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新教的传播。从李提摩太身上，可以看到新教在华传教的轨迹。

额头上有一个伤疤的英国人李提摩太，早就立志于献身传教事业。1870年2月，他到达上海，随后转赴烟台。此前已有英国新教传教士在烟台开展传教工作，但是前景并不乐观，当地人对传教士普遍持敌对态度。1871年，李提摩太一度前往中国东北边境进行传教。1872年，李提摩太从东北返回烟台。李提摩太在烟台利用奎宁治愈了很多疟疾患者。对于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天花，则通过接种牛痘的方式加以预防。1875年，李提摩太来到山东青州府传教。当年秋天，在漫长的雨季之后，很多人得了疟疾。李提摩太免费发放奎宁，治愈了很多人。李提摩太在各地的行医，改善了传教环境，人们对他的敌意开始下降，一些有实力的当地人还成了他的支持者。

19世纪中后期，山东乃至华北各地疫情频发，落后的医疗技术导致死者无数。在疫病传播期间，传教士利用所掌握的先进医术，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进行传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就认为：“医药工作在减轻中国人反对传教运动的偏见中，起到了任何一种其他事业所不可企及的作用。”

虽然行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李提摩太的传教环境，但真正让他打开局面则是通过在灾荒中赈济灾民。光绪初年，中国北方发生严重旱灾，旱灾从光绪二年（1876）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受灾地区以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为主，北至辽宁、西至四川、南达苏皖等地区，也被波及。其中丁丑年（1877）和戊寅年（1878）为灾情最高峰，故称“丁戊奇荒”。

此次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又伴随着蝗灾，灾区各地农田颗粒无收。饥饿之下，在春季，灾民们以树皮草根充饥，一些灾民甚至将各种树皮与麦糠、麦秆、谷草等，和着“死人之骨、骡马等骨，碾细食之”。到了秋天，当树皮草根都绝迹时，一些灾民“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出于尽” 。

当一切能吞食的都被消耗殆尽后，最残酷的一幕出现了。1877年入冬以后，各灾区普遍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有目击者称，一些小孩死后被父母扔在路上或沟渠中，马上就被饥民偷走，并如同宰杀猪羊一般肢解取肉。各种令人惊骇的景象纷纷出现，“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 据当时人记载，各灾区都曾出现过公开贩卖人肉的市场。

为了求生，各地灾区还出现了贩卖妇女的现象。据记载，“单在灵丘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而购买一名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以一二饼易之者” 。传教士在山西考察灾情的途中，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在山东青州偏远山区，竟也有妇女买卖市场，旅馆里住满了从南方地区，甚至从海外南洋赶来购买妇女的男人。没人买的妇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都要把她带走，即便什么也不给，因为这样总比饿死好得多。

“丁戊奇荒”达到了古代史书中所描述的“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惨烈程度，死亡人数达1000万之多。面对灾荒，众多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参与了赈济工作，其中尤以李提摩太功劳最巨。

大旱灾开始后，李提摩太在山东主持赈济工作。1876年，他写了很多信给他的朋友，介绍山东灾区的残酷情况。他的朋友将这些信翻译成中文，并命名为《西教士劝捐书》，发表在报纸上。在上海的西方人被李提摩太所描述的残酷灾情所震撼，决定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向在上海的西方人募捐，募集到的银两则委托李提摩太发放。

此次灾荒以山西最为严重，山西几乎无处不旱。1877年底，李提摩太带领两名仆人前往山西太原考察灾情。抵达山西后，1878年1月28日，李提摩太携带一名仆人，从太原出发，深入山西南部重灾区考察灾情。这是一次危险的出行，在极度饥饿之下，灾民将过往路人杀掉吃了的事件屡见不鲜，出行者纷纷武装自己，并结伴而行。置身于灾区的李提摩太，每天都看到各种令人震撼的惨烈景象，以至于他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惨状，只是自己精神错乱所产生的胡思乱想。

随着旱情的加深，在华的西方人在上海成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募捐，处于灾区的李提摩太则给委员会提供具体建议。1878年3月，李提摩太记述山西灾荒情况的旅行日记在英国出版，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英国一些要人成立了“救灾捐助基金”，为中国北方旱灾进行募捐。

募集到资金之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立即在灾荒第一线发放救济金。为防止有人冒领救济金，李提摩太让领过钱的灾民在手上涂墨汁作为标识，但一些灾民跑去把墨汁洗掉后再来领钱。由于灾民手上均肮脏不堪，“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就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金。”

发放救济金虽然相对比较便捷，但在赤地千里、无米可购的情况下，发放现金终究无法解决灾民的饥馑问题。至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米粮能运输进入灾区之后，从事赈济工作的传教士即将现金发放方式改为直接发放米粮。

除直接发放赈灾款项外，李提摩太还在山东建立五处孤儿院，每处可收留百余名孤儿，共收留了孤儿四百余名。为了使这些孤儿长大后能独立谋生，李提摩太决定教授他们铁工、木工乃至制作丝绸、绳索、地毯等手艺。李提摩太甚至想教给这些幼儿中的佼佼者新式西方技术，为此订购了一些西方机械设备。但收养众多小孩，开销颇大，财力上无法支持。李提摩太曾计划将这批小孩送往上海，交给租界内的商人领养。但山东本地一名士绅却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过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而已。” 迫于谣言的压力，李提摩太不得不将这些小孩分别送还至各自家乡，花钱请当地人代养。

赈济中，李提摩太的敏感身份自然容易招致一些地方官员的猜疑，使事情的发展产生波折。在山东昌乐，由于李提摩太优先赈济当地秀才，地方官怀疑他在收买读书人，意图煽动民众造反。由于李提摩太救助灾民，在民众中广有威望，曾有山东灾民两次找到李提摩太，请他带头造反，被他拒绝。

虽然有着各类波折，但李提摩太还是将赈济工作进行了下去，仅在太原附近他就发放了救济金8.6万余两，赈济灾民4万余人。至灾荒结束后，山西平阳府的士绅立碑铭刻李提摩太等人的善举，更有一些得到救助的灾民派出代表，找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索要他们的照片，以便供在庙宇里表示感恩。

在“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共计发放救济金约20万两，所救济的灾民，依西方人士的说法有10万人之多。与清政府在救荒中所发放的上千万两赈济银相比，传教士们募集并发放的救济金不过杯水车薪，但他们的救济工作却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募集赈灾款项时，款项的来源、数额、用途、余额、总数的更新等内容，在上海进行募捐的赈灾委员会均会及时在《万国公报》《申报》等报纸上予以公布。在救济款项发放的各个环节，也有专人负责记录，并及时在各大报纸上进行公布。所有参与灾区赈济工作的传教士，一切费用均自己承担。在各灾区的传教士，均尽心尽力，专心于赈济工作，以至于《申报》评价西方人办赈：“不外以实心行实事而已。”

传教士所募集的资金虽然有限，却得到最大程度利用。在灾区，传教士每次给灾民发放的救济金不多，如在山东每人每日发钱20文，在直隶每人每日10文到20文不等，在山西每人每次发钱200文到800文不等。 这些钱虽然只够饥民买一些简单粗陋的食物充饥果腹，但由于传教士赈济工作的持续性，灾民能得到长期稳定的救助，在漫长的旱灾中能存活下来。此外，在灾区的选择上，传教士们常基于两点考虑，即选择因地理位置偏僻，官府救助不能到达的地区和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

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不仅在灾荒之中出力颇大，救济生灵无数；在灾后，他们更积极地为预防未来灾情而建言。李提摩太认为灾荒发展到如此惨烈之程度，与当时官员救荒无能，民众科学知识缺乏有关。李提摩太尖锐地批评了清政府官员和民众不努力抗灾救荒，却向各路神仙祈雨的荒唐之举。

早在1876年7月，李提摩太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时，就将发生旱灾的原因归结为滥伐林木、滥用地力、农业知识落后等，并建议进行某些经济改革，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自然灾害。灾后，李提摩太亲自翻译了《农学新法》一书，介绍了基本的农业科学知识。此外，他还为山西地方官员讲解科学知识，以期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改善自然环境，避免灾荒再次发生。

除了新教传教士之外，天主教传教士也参与了救济工作。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中华赈灾基金会，参与救济物品的发放工作，但他们在赈灾时带有附加条件，如直隶的天主教传教士规定，只有信教者才可以得到救济物品。

在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一直是士绅确立权威、影响地方的重要手段。当西方传教士到来之后，慈善事业也成为传播宗教的重要手段。通过在各地灾荒中的善举，传教士在援救了大批灾民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大批信徒，并改善了传教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赈灾一年，就有了700多名信徒和一两千名热心于宗教者。虽然通过赈灾而获得的信徒被称为“吃教者”，但随着教徒的数量快速增长，对基督教的不利氛围也被冲淡。1878年，一名参与赈灾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说道：“我感觉到了敌对的思想壁垒已经坍塌，只剩下无知这个问题。” 思想的壁垒真的坍塌了，只剩下无知的问题了吗？ 4wZOir72mRTF17NY5BDqKGORVRJ8XtS/4PU8CjqkAiDiwoUJr3zCW3gafeqWWd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