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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写道：“流言是一只哨子，由猜测和嫉妒吹响，这哨子吹起来那么容易，连麻木的多头怪，那总是零碎又变化无常的一群，都能吹响。”对未知的事物，人们常充满畏惧，进而用充满想象力的谣言，对其加以描述。西方人进入中国后，因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长相，神秘的宗教仪式，与中国不一致的行为方式，让国人满腹狐疑。而西方人的到来，引发了各种争执，更让苦难生活中的人们充满怨恨。在狐疑与怨恨之中，与西方人相关的各种谣言，如吃人肉、吃人心、挖人眼之类开始散布蔓延。
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官员周学健上奏称，西洋天主教令信徒先于密室内忏悔，然后给予每人大面饼一枚、葡萄酒一杯，洋人于饼、酒之中暗下迷药，一旦吃下，终生不知改悔。在1746年的福安教案中，传教士杨若望被指控挖去死人眼珠、溺死幼童，将其头颅用作巫术工具。嘉庆十六年（1811），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称，该教能以符咒蛊惑诱污妇女、诳取病人眼睛。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各地设立教堂，进行传教。当时中国社会有溺婴的恶行，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创办育婴堂，救济了大批弃婴。这本系善举，但也有各种谣言认为传教士创办育婴堂的目的是挖食人眼、人心，以此来修炼法术。在天津，民间流传的关于传教士的各种恐怖故事，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
同治九年（1870）夏，天气酷热难当，各类瘟疫流行，百姓死者众多。酷热大疫之中，又夹杂着贩卖人口、儿童死亡、谣言传播等，导致了“天津教案”的发生。
此前在直隶各地，发生了系列“迷拐人口”案件。案件被破获之后，主犯王三纪、刘金玉等人为了减轻罪行，在招供时将天主教堂当作自己的挡箭牌。天津拐卖儿童的主犯武兰珍，被捕后供认天主教堂是主使，并接受其提供的迷药，用以将儿童迷倒，拐卖到法国慈善堂后，每个儿童给大洋5元。
法国仁慈堂仅当年上半年，就收养了450余名婴儿。仁慈堂中人满为患，酷热瘟疫交织，加之医疗条件有限，收养的弃婴中有三四十人死去。法国仁慈堂在夜间将死婴统一掩埋后，没承想墓地被野狗刨开，尸体被吃掉，有的一棺二三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对于此案中的育婴堂诱拐婴儿事件，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观察相对比较公允：“修女们过于无知和鲁莽。出于拯救更多当地中国弃婴的热情，她们竟然为每一个送来的婴儿支付一小笔钱。殊不知，正是这些酬金鼓励了诱拐婴儿的活动。”
天津开始风传育婴堂贩卖儿童，挖眼剖心，以炼制邪药。《大清律例》中规定，“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属“不道”行为，当“凌迟处死”。挖眼剖心、炼制邪药这些具有极强恐怖性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由此掀起了一场针对法国教堂的风波，天津市民罢市，学生罢课，要求官府查办教堂。
同治九年（1870）农历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前去天主教堂调查，结果发现教堂内的情况与诱拐婴儿的罪犯武兰珍所供述的情况不符合，就将武兰珍带走，准备处死之后结案。
当日大批天津民众聚集在天主教堂外等候查案结果，看到教堂内有教民出入就发声嘲讽。有教民从教堂内冲出，抓住一名围观民众发辫与之扭打。此后民众拿起砖块，向教堂抛去发泄。传教士谢福音担心事态激化，立刻去向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报告，请求支援。
完颜崇厚于是派了两名巡捕去处理。巡捕到达时，双方已经停手。
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已在教堂内，就傲慢地责问巡捕：“为何不将闲人拿去？”
巡捕回道：“彼不闹事，何以拿他？”
丰大业大怒，出来追打巡捕。巡捕逃回通商衙门告状，完颜崇厚又派了一名兵丁到教堂交涉，没承想丰大业与一等秘书西蒙揪住兵丁发辫，各自带着手枪佩剑，前去通商衙门找完颜崇厚。
到了通商衙门，丰大业与完颜崇厚发生争执。丰大业当场掏枪射击，但没有打中完颜崇厚。看完颜崇厚逃入内室，丰大业狂性大发，拔出佩剑，将室内装饰品捣毁。后经衙门内巡捕劝阻方才停下，完颜崇厚从内室出来见丰大业，准备继续商谈。没承想丰大业又开了一枪，叫嚣：“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事，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
当时“洋人打官滋事”的消息已从通商衙门中传出。听得朝廷命官被打，天津城内民情激愤，鸣锣聚众，一万多人拥到通商衙门外助威。丰大业与西蒙拿着枪向外冲，边冲边嚷“挡吾者死”。
聚集的民众大多持有兵器，但未动手，给丰大业让出了一条路。丰大业行至浮桥时，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刘杰就来做工作，劝丰大业回去再谈。没承想丰大业对着刘杰大骂，又开枪射击，当场将刘杰的仆人打伤。围观群众被丰大业的暴行激怒，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和一等秘书西蒙打死分尸。
天津民情此时已激愤，民众随即放火焚烧法国领事馆与天主教堂，法国传教士谢福音被当场击毙。天津东郊的仁慈堂收养了大批中国弃婴，自然是此波浪潮冲击中的重要目标。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完颜崇厚下令将连接东郊的浮桥收起，不让民众过河。
当时正在天津的骁将陈国瑞，素来仇视洋人，唯恐天下不乱，哪能错过此次机会，反而下令将浮桥搭上。民众过桥后一起涌向仁慈堂，将仁慈堂烧毁，打死外国传教士、修女合计21人，其中法国人14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3名、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各1名。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联合在华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提出了惩办凶犯、赔修教堂、赔偿抚恤金的条件，又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以及多事的陈国瑞三人“正法”。法国发出威胁，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将要发动战争。英法军舰至天津外海示威，法国军舰向岸上村庄发射炮弹多枚，并威胁到十数日内不处理此案，便将天津化为焦土。
同时，军机处急忙给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发去廷寄，让他至天津处理教案。军机处指示曾国藩，在处理此案时，既要保持地方上的稳定，更不得影响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
在军机处内部，对于如何处理此案也存在分歧。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力主满足洋人条件，将涉案官员加以处理；军机大臣李鸿藻则坚持不可将天津民众定性为无事生非，而应该珍惜民意。农历五月三十日，军机处在拟稿时，有“天津民情，实属可恶”等语，李鸿藻坚决不同意，力争后删去此句。
曾国藩得悉让自己去处理此案后，内心无比焦灼，这无异于将一个炸弹传到他手里。此案关系重大，既要满足洋人的条件，又要应对国内激愤的仇洋情绪，一个不慎，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上奏，称自己得了“眩晕之症”，现在“十愈其八”，但身体还是不适，请求休养一阵子，等身体完全康复后再前往天津查案。
不久，曾国藩得知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被派往法国道歉，知道自己已无法回避此案。六月初三，曾国藩竟然给两个儿子写下“遗嘱”，交代说他一旦死掉，要将他的灵柩从水路运回湖南，至于他带到北方来的书籍，一定要带回老家。
六月初五，军机处廷寄发到，认为曾国藩“眩晕之症”既然已经康复八成，问题不大，令他立刻前往天津。
六月十日，曾国藩到达天津，与英法公使交涉，并拟定了大致的处理意见。
六月二十五日，天气酷热难当，曾国藩的处理意见送到军机处。曾国藩的意见很简单，一是洋人无迷拐儿童之事，请下旨昭雪；二是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午后，王公大臣、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共19人，在乾清宫西暖阁被两宫皇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各持己见，双方争执良久，直至两宫皇太后也已疲惫不堪方散会。大臣们跪了良久，散会时有人竟然腿已麻木，僵硬得站不起来。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曾国藩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交给刑部处理，将陈国瑞交给总理衙门查办，赔偿抚恤金46万两，重修教堂和仁慈堂。至于法国所要求惩办的凶手，共有16人被处死，而拐卖幼婴的几名罪犯却得以生还。
曾国藩知道此番处理教案，必然会落下骂名，所以事前已给儿子留下遗书，又向完颜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诽同分”。事后果然如此，得悉此案的处理结果后，曾国藩所题的“湖南会馆”匾额被国子监学生砸碎，湖南地方上讨伐“汉奸”曾国藩的书信每日有100余封。
天津教案虽然暂时平息，但此起彼伏的教案和各种相关谣言，却将贯穿整个晚清的历史。文人们在各类文字中，描述了天主教“挖眼剖心”的可怕。魏源在《海国图志·天主教考》中云：“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唯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天主邪教集说》则载：“家有丧，教者尽屏退死者亲属，方扃门行殓，私取其双睛，以膏药掩之，曰封目西归。”
在民间则有各类传言，如天主教挖女子子宫，割去男子辫发，取走孩童肾、脑髓、心肝，吸食童精之类；认为天主教中，不分男女，裸体共浴；患病之后，妇女要裸体救治等。乃至有各类神乎其神的传说，如天主教徒会“拍花”，只要在人肩膀上一拍，人即入迷。此外还有各类咒符妖术，专一拐卖人口。
同治十三年（1874）《万国公报》发表的《耶稣会士致中国书》一文中，西洋人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广告宣称：“余西国人亦人也，非鬼非蜮（yù），有身体有骨肉。”然而这种彼此之间的误解，文明之间的冲突，却不是短期之内能够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