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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华北平原上，一场运动以燎原之势飞速发展起来，其原因与华北干旱的天气密切相关。
直隶地区从1899年开始就出现大旱，当年直隶全省36个州县遭遇旱灾。由于灾情严重，清廷特意降旨求雨，但丝毫不见效果。1900年的旱灾更加严重，到农历四五月时，仍然未见滴雨。长期旱灾，导致民心浮动。一个名叫吴正斋的官员说，保定地区由于长期干旱，“天久不雨，人心已乱”。
长期的干旱使民众处于恐慌状态，在求雨、等雨的漫长过程中，心情越发焦躁，他们需要宣泄，需要敌人。当时义和拳恰逢时机地进行宣传，认为长期不下雨是因为西方教会“欺神蔑圣，不遵佛法”，导致天神愤怒。“鬼子眼珠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并宣称：“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
民间谣传：“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
美国公使康格在1900年5月8日的一封信中说，由于长期干旱，“直隶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和绝望的游民，他们渴望加入任何组织”。一名在北京被捕的义和拳大师兄则说：“我等是好百姓，如果上天早半个月降雨，早已经在田间耕作，哪里有工夫来北京做此勾当！”
义和团顺势而出，在天津和京师间快速传播发展。
天津各地在1899年下半年就开始练拳，“独流镇的小孩在张（德成）老师来以前，就在街上练拳了，只是还没有老师教”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团民在天津城内模仿官方的求雨仪式，设坛求雨。不久信徒大增，到四五月时，天津满大街都是团民。
天津周边开始出现了奔涌的人流，其中以年轻力壮者居多，也混杂了一些小孩。他们面带菜色，从衣着打扮上看是久居乡野的农民。他们头裹红巾，红巾中插着黄纸，纸上涂写着各种神符。他们有的手执农具，有的拿着破铁刀，甚至有一些拿着树棍之类。
在干涸的华北平原上，这样的行进队伍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每到一处，常有许多围观叫好者，更有许多青年子弟加入他们的队伍。时而，他们停下休憩，有人会突然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并念诵着“天灵灵地灵灵，孙大圣来显灵”之类的咒语，又突然跃起，口中大呼“杀杀杀”“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之类的口号。
涌入城市的团民多数是饥饿的贫民，“皆面多菜色”，他们涌入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勒索富人、抢劫洋行和教民，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散布乡村中的饥饿农民，见从城市劫掠财物归来者，“所获甚丰，皆弃农为之”
。天津的繁华，令这些来自偏僻乡野的农民迷失。
天津的团民领袖则多数是活跃在城郊之间的游民，这些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就有一定的江湖地位，在此次运动中自然成为首领。这些首领之中，张德成是船户，曹福田是游勇，韩以礼以孵小鸡为业，王德成是雇农，庞老师是挑水的，滕德生是商贩，黄莲圣母是船家女，只有杨寿臣是地主。
京师之中，义和团也得到快速传播。四月，北京城内外已经开始出现练拳风潮。在煤山对面的宫墙下，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有孩童练习拳法，“广场僻巷，三五成群练习”
。北京城内于谦祠出现了第一个团民坛口，不到一个月，运动参与者已经“布满京内外”。
北京城内练拳之风蔓延，连王公贵族家中都开始练拳，端王所统领的虎神营官兵在王府内空地上练拳，其他各王府也是一片刀光剑影，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每当夕阳西下时，街上的摊贩纷纷从集市之中走出来练拳。此场运动的快速传播，被西方传教士称作“歇斯底里传染病”。
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自我意识会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了上风，思想感情受到有意识的暗示影响而被统一。这种暗示就是，一切的苦难与洋鬼子有关，暗示的思想又随之立刻变成行动。底层的义和团能将思想转化为迅速的行动，这与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及得到保守派支持有关。
在发展的早期，一些团民领袖自我定位为官方所许可的组织，以吸引信徒，避免官府镇压。在庙会上，团民领袖向民众宣称，自己是奉西太后密旨行事，驱逐“洋鬼”。一些领袖开始身着黄马褂，头戴官帽，声称自己得到朝廷封赏，具有官方身份。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景州一带的大刀会曾高挂旗帜，上书“义和团”字样，这是“义和团”称谓的最早记录。团练是清政府所许可的地方治安力量，大刀会将名字更改为“义和团”，以示自己得到了清廷的认可。
而清廷对此场民众运动的态度，在1900年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光绪二十五年（1900）十二月初五（1900年1月5日），清廷颁发上谕，对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被杀表示歉意，同时严令地方官员对外国人加强保护。袁世凯利用卜克斯之死，在山东严剿大刀会、义和拳。袁世凯的强硬绞杀政策，让同情大刀会、义和拳的官员不满，他们进而弹劾袁世凯滥杀，并认为这是报复其兄袁世敦在山东被撤职所致。
十二月十一日（1月11日），清廷又颁布了上谕，承认义和团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要求以后地方督抚办理教案时，“只问其为匪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应“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不得株连滥杀；对于各类民间组织，也应加以区别，不应“良莠不分”，一概视为会匪。
这个上谕表明了清廷的态度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对焚烧教堂、攻击教民的带头闹事者予以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对普通参与者则以安抚为主，不得全面镇压。
1900年1月24日，因为光绪帝无后，慈禧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形成了“大阿哥党”，激起了政坛的巨大波澜。对义和团运动，清廷内部分成“主抚”与“主剿”两派。端王载漪、刚毅、徐桐等“大阿哥党”属于主抚派，荣禄、李鸿章、袁世凯等则属于主剿派，聂士成、马玉昆等实力将领也力主清剿。
清政府内部的分歧在当年四五月间凸显。
1900年5月22日，涞水县义和团聚集，杀死清军70余人，击毙清军副将杨福同——是为义和团运动开始以来首次杀死清军将领。5月27日，涿州等地的团民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阵。3万余人涌入涿州城，随后又将高碑店、涿州、长辛店、卢沟桥一带的铁道、车站、桥梁、电杆等尽行焚毁。
清廷因此开始重新审视义和团，于5月30日下谕，“如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同时清廷急命聂士成统军保卫卢保铁路、津卢铁路。聂士成命部下邢长春率马队二营驻扎保定西关车站，又令部下杨慕时率马队三营驻扎在高碑店，并明确指示他们保护电线铁路，“遇有拆毁情事，即照匪类惩办”。
杨慕时部队驻扎在高碑店时，有团民在高家庄烧铁路，他就出动部队镇压。到达现场后发现在场的均为十四五岁的少年，杨慕时先朝天鸣枪示警，以驱散这些少年。不料少年们见枪响之后无人受伤，以为是法术生效，能刀枪不入，便奋勇来攻。不得已之下，杨慕时下令部下开枪，击杀义和团10余人。随后涿州团民大举进攻高碑店，被杨部开枪毙伤200余人。团民撤退时，杨部乘胜追击，团民毙伤甚多。
随后，清廷的态度又开始改变。6月3日，慈禧在给荣禄、裕禄的上谕中，要求对团民应“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此外，要求将领不得轻易开战，“轻伤民命，启衅邀功”。这个上谕实际上限制了军队对团民使用武力，但在第一线的军队被形势所迫，并没有遵循这个上谕。6月3日夜，团民百余人袭击北京以南20公里的京津铁路黄村火车站，聂军左路管带张继良闻讯率兵200人前往弹压，反被义和团杀死80余名，余部逃至廊坊。义和团随后焚毁车站一所、旱桥一座、电线杆数十根。
黄村火车站及清军遭到袭击，使聂士成本人极为愤怒。聂士成亲自率兵前往镇压。“至半途，见头包红巾、腰扎红黄带之人数百名，正兴高采烈烧铁路、拔电杆，火车不能前进。”聂士成就下令开枪，击毙数十人，余众四散奔逃。
6月6日夜，慈禧召集大臣会议，商谈如何处理义和团。会上，慈禧决定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一带“察看”义和团，判断能否利用。7日，刚毅离京前往涿州。刚毅出京前后，聂士成军将领杨慕时正在进行镇压。刚毅到达涿州后，有团民前来哭述杨慕时镇压义和团之凶狠残酷，并请刚毅将杨慕时所部调走。但杨慕时却不遵从刚毅的命令，以致激怒刚毅。
刚毅回朝后，电令聂士成调杨慕时部回天津，并一定要杀掉杨慕时。因杨慕时杀戮颇多，回天津途中遭安肃、雄县、霸州等地团民阻击，杨慕时本人几为所擒。逃归天津途中，其部先后击毙、击伤两三千人。杨慕时逃归天津后，聂士成并未遵从刚毅的命令，反暗中庇护杨慕时，使其得以保全性命。
当时义和团的影响已达清廷中枢。刚确立的大阿哥溥儁亦由二位团民教师教以各种幻术以及拳棒等项，另外有四位少年亲王作为陪伴，一起学习拳棒。而负责守卫北京的满族亲贵，大多主张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方各国，他们依照慈禧限制对义和团使用武力的谕旨，任由义和团进入北京。
6月11日，手执刀枪、身缠红布的团民由城外大规模涌入北京。此后几天，团民如潮水一般涌入。有夜来者，到时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将领立刻开城门放入。团民进城时齐声呐喊，声震云霄，将使馆区内的意大利兵吓得半死。“意大利兵受此惊骇，几类狂易，人人皆面色发赤。”
人作为个体，可能是胆怯，畏惧于法律，受制于道德，不敢胡乱作为。可在群体之中，个体的法律、道德约束被解除，人回归本能，具备了原始人的勇气与热情，加之仇恨被点燃，而敢肆意妄为。团民进京后，因排斥西方，在京城到处杀“毛子”（义和团当时把西方人称作“大毛子”，把教徒称为“二毛子”，家中有西方器物的，则被称为“三毛子”）。6月14日，为了显示“严厉禁止贩售洋货”的决心，团民纵火焚烧前门大街老德记西药房。老德记隔壁广德楼用水救火，被团民拦住，说这是秽水，会招神怒，并禁止来人救火。终至火势蔓延，将民居商铺数千余间烧毁，正阳门（俗称前门）箭楼也被烧及。前门大街为京师商铺密集地带，许多钱庄、商铺世代在此经营，转眼之间，几辈人的努力灰飞烟灭。被烧的店铺中有大量粮店、钱庄，导致整个京师粮食匮乏，商业流通受阻。由此人心震动，局面已混乱至不可收拾。
6月15日，见团民闹得太不像话，慈禧下令驱逐在京闹事者，但驻京将领并未认真执行。
6月1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就是否围剿团民，以及对西方列强开战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慈禧责令刚毅、董福祥，一方面对团民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另一方面则将年轻力壮者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这次会议标志着清廷开始利用团民以御外侮。此后，团民继续大量涌入北京。
6月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嘉奖团民为“义民”，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籍御外侮”；
并命令清军将领联合团民，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在保守派们的支持下，原本要被残酷镇压的一场运动，最终却具备了官方认可的身份。
近300年的清王朝，到了19世纪末期已是苟延残喘，靠着惯性而维系统治，但其统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广袤的农村，当风调雨顺、社会承平、衣食不缺时，农民在表面上会顺从于宗法体系，会敬畏于士绅阶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当饥饿的恐惧无法抑制时，什么宗法体系、什么士绅阶层，在聚集成群、寻求生存的饥民面前都被撕裂成碎片。
在华北，不论是贫瘠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爆发了一系列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这些冲突的表面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教民依赖于传教士而横行无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生存资源的激烈争夺。
而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社会的深刻危机、残破的农村、无望的农民，这些都不是问题，“夷夏不两立”“华夷之辩”才是根本问题。他们愤慨于近代中国的历次战败，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嚣道：“一再败于泰西，实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耻大辱，心血上冲，冠发上指，地球中第一大国竟然受制于小夷！”
保守派不愿反省失败的原因，偏偏指责务实派不守祖宗“成法”，他们呐喊着“攘夷”，高呼着“唯愿一战！”在他们眼中，法术无边的义和团是一雪前耻的撒手锏，在他们的扶持下，义和团具备了官方身份。
1900年6月21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保守派力主对洋人开战，主和的官员从国家财政和中日甲午战争的经验出发，认为不可开战，但被保守派骂作汉奸。当开战决议通过后，光绪帝痛哭道：“如此则数千万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
开战之后，千万生灵果被涂炭，11年后大清宗社也终于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