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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当赵三多起义吸引了山东官场主要注意力时，在鲁西北，又兴起了被称为“神拳”的组织，并演变为义和拳，后又成为义和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九月间，黄河决堤发大水，大水退去后，茌平县大批田地的秋粮被水浸泡，颗粒无收。冬小麦也因土地过于潮湿无法下种，附近的长清等县情况也相差无几。
大量走投无路的饥民、贫民，选择了练习神拳。
“光绪二十四年上的黄水，到了秋后，八月里神拳就闹起来了。
“来水以后，这庄闹神拳，那庄闹神拳。
“光绪二十四年，黄河开口子闹大水。大水刚下去，就兴起神拳来了，各庄都设场子。”
神拳与梅花拳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大刀会请神附体的内容。据在山东的传教士傅恒理观察，光绪二十四年秋，当威县、冠县等地的义和拳被镇压之后（参见上文赵三多、姚文起闹事），其他地方的拳会增加了一个新的降神仪式。
“他们在夜里作法召集人们，通过羊痫风患者和灵媒之类，向追随者展示并保证，他们可以刀枪不入，这对年轻的追随者是有吸引力的。”
此时学习神拳，已不再是当初的强身保家的简单目的，更是赤贫者对生存资源的抢夺。
20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调查。当时的练拳者、后来茌平县的一些老人回忆道：
“这些神拳尽是土包子，是穷人联络起来的。拿刀、拿枪、（拿）粪叉子，抢吃抢喝的，抢包裹好穿。
“当时参加神拳的，都是穷苦的庄户人，而且是年轻人，过二十以上的就没有。
“参加神拳的净是穷毛，没有富人。
“神拳是一伙穷人，年轻没奔头的穷小子，有钱人家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
因为都是穷人，所以神拳不同于比较富裕的鲁南地区的大刀会（大刀会不以敛财为主要目的）。由于赤贫者过多，拳民不需要准备像大刀会那样相对较贵的装备——大刀、匕首、长矛，连大刀会的一个重要环节——烧香也被免去。修炼神拳相当简单，只要拳民心诚，吞服神符、念咒语一招呼，神灵就来附体。至于神拳请来附体的神灵，有玉皇大帝、关公、王母娘娘、张天师、孙大圣、二郎神等。
由于“神拳”宣称请神附体后能“刀枪不入”，练拳者日益增长，神拳不断发展壮大，并在1899年传到直隶。当时正逃亡在直隶的赵三多也从中受到启发，引入“请神附体”的内容，使得“义和拳”为之一变。吴桥县令劳乃宣在当年九月警告道：“义和拳一门，有降神念咒等情，实属邪教。”
神拳的发展，为普通人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无数无名小卒潜伏在历史的深渊里，他们等待着那么一个瞬间，给他们一个让自己闪亮的机会，走上历史舞台，燃烧自己，而这种无名小卒登上历史舞台的代价是巨大的。朱红灯就是这样的人。
史载朱红灯个子不高，一脸大麻子，矮胖，显得粗壮有力，他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作小朱子。小朱子是外乡人，20多岁时来长清县（今长清区）大李庄投奔他的舅舅刘亭水，刘亭水自己生活也很艰难，没有地，靠卖花生、包子或做些杂活为生，后来和老婆一起饿死了。
小朱子在大李庄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帮舅舅卖花生、包子，勉强图个生存。小朱子这种底层人物对生活早已经绝望，因为他们看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么默默等待着衰老之后凄凉地死去，要么等待着机会拼死一搏，轰轰烈烈、闪耀一时，哪怕以生命为代价。
年轻的小朱子有着无穷的精力，他身体厚实，精力充沛。大李庄一带流行练拳，他就将全部精力投入练拳中去。练拳的同时，小朱子还学会了给人治病、治疮，与附近的拳民领袖如李潼关、朱启明等人关系良好。
凭借着精湛的拳技以及帮人免费看病积攒下来的名头，小朱子在一众无望的、绝望的、赤贫的、饥饿的练拳者簇拥下成为领袖。1898年，小朱子在长清县一带参与围攻教堂、打劫财物时，因常身着红衣红裤，改称朱红灯。
1899年正月，朱红灯出走到邻县茌平。作为曾对抗过天主教的人物，朱红灯已经名扬茌平，在当地广受欢迎。朱红灯一身红，红褂子、红裤子、红头巾、红腰带，坐着所谓“轿车”，即用骡子拉的车，车上插着两面大旗，上书“兴清灭洋”，随身跟着200多名年轻护卫到达茌平，可谓风光一时。
在茌平练拳的时候，拿大刀的为一队，拿红缨枪的为一队，队员用四方绒布包头。还有娃娃队，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儿，负责端茶倒水。小孩儿每次出门都放开嗓门大喊：“杀洋娃娃”“杀洋人”。还有各类谣言风传：“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
当年秋，朱红灯北上平原县，住在杠子李庄，并参与了当地拳民与教民的田地之争。10月11日，平原县官蒋楷亲自带领马队前来镇压。马队行进至杠子李庄村边，有两名持刀少年一溜烟地向马队跑过来。
蒋楷坐在轿内看着少年，很是好奇。没承想这两名少年跑到马队前面，一声不吭，挥刀猛砍。猝不及防的马队被砍伤了两人。两名少年砍完人后立刻逃走。轿中的蒋楷大怒，竟然敢动刀砍杀官府中人，这是明目张胆地造反，下令马队出动进剿。
到了村前，只见朱红灯身穿红衣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两边头目各执红旗护卫，在众拳民簇拥之下出战。开战前，拳民在村头一起跪下，先向东南方磕头，然后齐声吆喝：“杀！”气势逼人。
马队平日里吓唬民众可以，面对着这批自以为能刀枪不入的拳民却毫无威慑力。交战后，马队很快不支，“拳众且悍，勇役寡不支，遂退”
。
逃跑时，坐在轿子里的蒋楷已被吓糊涂，问部下：“骑马快？坐轿快？”
部下答：“骑马快。”
蒋楷急道：“带我骑马！”
士兵将他从轿子里拖出，掖到马上一口气逃回县里。
此战后，朱红灯带领拳民转驻森罗殿。蒋楷交战失利，紧急向四方求援，济南知府卢昌诒、统带袁世敦（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率马队来援。10月18日，官兵马队再次出动。
官兵马队到达森罗殿布阵。朱红灯队伍也涌出，并冲出一骑，将战书投掷在官兵阵前，双方遂交手。朱红灯方面有2000余人，拿着大刀、长枪及各色武器，吆喝着冲锋陷阵时，一些人突然口角挂着白沫倒地，随后又骤然跃起，如大神附体，杀向官兵。
官兵只有200余人，但有火药枪助战，故而一时不落下风。在一次次冲锋下，拳民冲入官兵阵列，官兵不得不拔出刀来应战。面对着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拳民，官兵且战且退。战前官兵不以为意，以为放几枪就能吓走这些拳民，所以没有携带足够的火药。激战两个时辰后，官兵不支，火药也告罄，只能暂时撤退。撤退途中将一辆迎亲的马车截下，赶回县里去装运火药。
附近恩县的清军骑兵得知森罗殿战事告急后，紧急增援。援军到达后，官兵整队再次开往森罗殿时，朱红灯大队人马已经撤走。森罗殿地方民众去迎接官兵时，被当作拳民击毙多人，随后官兵四处放枪，杀死平民甚多。
战后经查点，拳民死在枪下者有200多人，官兵被杀者约20人。森罗殿之战中，朱红灯的朋友朱启明睾丸被打掉一个，得了个外号“崩蛋王”。
森罗殿之战后，山东巡抚毓贤以“放纵差役、擅杀无辜”为由，将蒋楷与袁世敦撤去职务。朱红灯认为毓贤这是在支持他们，就更加激烈地进行反教运动，在山东西北部普遍出现了焚烧教堂、抢劫教民的事件。
毓贤认为民众聚集练拳只是为了自保身家，对义和团应以疏导为主，主张“弹压解散”——只有在事态蔓延、拳民聚集、焚烧教堂、打劫乡里时才可以采取武力镇压。同时毓贤也主张，“不得轻信教民一面之词，率行拿办，动辄言剿”。对于烧教堂、杀教民事件的参与者也应分别对待，对为首者“以匪论处”，对一般参与者则解散了事。
毓贤虽然排外，但在山东主政期间还是比较克制的。后来在山西巡抚任上，当京师内主战派占据上风时，他才开始放纵自己的情绪，以残酷手段将在山西的西方人处死。
毓贤于1899年4月11日接任山东巡抚，1900年1月2日离任，在任8个月。毓贤不轻易进剿的主张，导致这一时期山东义和拳飞速发展，这也使他被视作义和拳的支持者。对于毓贤惩办镇压义和拳的官员，不卖力清剿拳民，传教士相当不满，他们提请法国公使、美国公使给总理衙门施加压力。两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抗议，认为毓贤的放纵，使在山东的传教士及教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美国驻京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毓贤不能保护传教士和教民，则应该撤换。如果山东兵力不足，美国可以出兵前往协助。
就在西方公使攻击毓贤清剿拳民不力时，11月中旬，朱红灯又率众攻打了茌平的张庄大教堂。从教堂和教民处抢到了700两白银，这笔钱被朱红灯放到了自己的骡车上。到华岩寺分赃时，因为分赃不均，朱红灯手下的左哨和右哨打起来了。左哨有180人，右哨有130人。左哨要杀朱红灯，右哨要保朱红灯。双方大打出手。混战中朱红灯衣服被剥光，头被打破，被两个手下架着逃走。
受伤的朱红灯躲到五里庄养伤一个月左右。由于朱红灯是为首主事者，毓贤派出马队四处追捕。1899年11月5日，马队追到五里庄外。为了逃命，朱红灯上身换上了破棉衣，下身把红裤子翻过来穿，背了个粪篮子准备逃出庄外。但朱红灯没能逃得掉，被捕时身上还被搜出写有“明年四月初八攻打北京”的书信，朱红灯杀入北京的梦想就在700两银子引发的争端中破灭。
在西方压力之下，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山东巡抚职务，并派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12月24日，在袁世凯抵达济南接任之前，毓贤下令处死已被捕获的朱红灯等人。
平原县战斗事件和1899年秋席卷鲁西北的反教事件，标志着义和拳开始走向成熟，他们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仪式已登峰造极，并有了自己的口号“兴清灭洋”，在北京也开始有很多官吏支持他们。
义和拳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刻，一场燎原烈火将随之到来。义和拳在与山东毗邻的直隶东南部兴起之后，开始向直隶中部蔓延，并最终发展到京津地区，形成了广泛的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