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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乡村的发展，对维系了千年的中国宗法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乡村中，生成了教民和乡民这两个信仰有别且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群体。清代民谣云：“未入教，尚如鼠；一入教，便如虎。”一些加入教会的教民，利用教会狐假虎威，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传教士通过教规，限制教民参与各类乡间庙会及祖先祭祀。入教之后，教民须“立即毁除家神偶像等祖宗灵位”，与传统礼俗切割。在乡民看来，这是背祖忘宗，令人不齿之事。此外，西方传教士也怂恿教民，破坏各类乡间的迎神庙会活动，摧毁寺庙。此举虽然显示了教会的存在与实力，但与教义相违背。即使双方爆发冲突，在地方官的审判中，教会总能胜出。
在山东、直隶交界处的乡民与教民冲突中，梅花拳积极卷入并引发了系列教案，最终被清政府镇压。梅花拳领袖赵三多在逃遁过程中，吸纳了大刀会中“刀枪不入”“请神附体”的内容，最终将梅花拳发展成义和拳。
就山东地区频频爆发的教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北华捷报》上谈道：“反抗教会的暴动之所以发生，一半是由于外国人要在孔庙旁建造教堂，一半是由于谣传外国人将要到此经商，劫夺人民的生计。”
建教堂在当时屡屡引发争端，而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围绕教堂的争执前后延续了30年。
梨园屯在行政上属于山东，但在地域上却处于直隶。在直隶境内的山东飞地分为三块，在行政上分别属于山东冠县、邱县和临清三个县，被称为冠县十八村、邱县十八村和临清十八村。这些飞地，被当地人称为“插花地”。据当地民众说，是清朝皇帝担忧下面各县闹独立，就将这些地方分割出来，彼此牵制。
这三块飞地土地肥沃，当地民众相对富裕。因为距所属县较远，带来了地方行政的空虚，故而盗匪横行，结党劫掠。为了抗拒盗匪，这些地区普遍流行练拳。
梨园屯属于冠县十八村，全村共360户人家，其中有天主教徒20多户。调查显示，当地信教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而入教；另一种是犯了罪的人，为了逃避官府追捕而入教。如梨园屯有一个王姓农民，咸丰年间因为参加白莲教被官府追捕，不得已之下就去投奔教会。入教后，官兵不再追捕他，于是天主教渐渐地就传开了。
教民与非教民的纠纷集中在梨园屯玉皇庙上。此庙是当地的公共财产，经过历代富有的士绅不断捐赠扩建，已有公共土地38亩。同治八年（1869），当地教民以入教之后不再参与公共活动为由，提出分庙产、分土地。
地方上的非教民商量后认为分了也没什么坏处，遂同意分庙产。“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厨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九厘。”
1873年，教民因无钱修建教堂，“即将此地基献于传教士梁司铎名下修盖教堂，共破烂住房十余间”
。
玉皇庙地理位置好，是当地人日常活动的中心。玉皇庙分前殿和后殿，前殿供奉玉皇大帝，后殿供奉太上老君、孔子和如来佛。每逢初一、十五，前来烧香的人络绎不绝。在教民献出地基后，传教士决定拆掉玉皇庙建教堂。此等蛮横行为，自然激起了梨园屯非教民的不满。当地人推出刘长安等6个有功名的地方士绅，去冠县打官司。县令最终却判传教士胜出，他们可以在庙宇基地上建教堂。官司打败了，当地村民只能暂时忍让。
传教士最初建造的教堂粗糙简单。光绪十三年（1887），传教士决定在原址上建一个规模较大的教堂。教堂建到一半时，当地民众将其拆毁，并利用建教堂的建筑材料在原址上建了玉皇庙，“即用教堂砖料，在堂内盖瓦房三间，装塑神像”
。
双方又去打官司，这次当地官员判定在原址处建玉皇庙，另由刘长安等士绅出资，购买土地给传教士另建教堂，并负责赔偿损失。事后，当地官员以为“民教得以互释前嫌，永远相安”
。不承想，传教士却坚持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不同意更换地基，并通过法国公使出面干涉，逼迫当地让步。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一直拖到1892年，山东巡抚想出了个所谓“两全”的办法：由县令何士箴出200两银子，重新选择地址修建玉皇庙。待新玉皇庙建好后，再拆掉旧的玉皇庙。至于教堂，也另外选择地址再建。对这个解决方案，教民和非教民都不满意，双方均不肯接受。迫于法国公使方面的压力，山东地方官遂在1892年4月将旧玉皇庙拆毁，将地基移交给传教士，另外再选择地基建造新玉皇庙。
从1873年到1892年，一直是地方士绅出面谈判，以解决玉皇庙问题。这些士绅们为此吃尽苦头，6名士绅代表一度被关入监狱，功名也被革除，他们捍卫玉皇庙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之后，玉皇庙的捍卫者从士绅阶层转到底层民众，这也是时代变革所致。
在清廷的赋税系统中，田赋占据了很大部分，田赋依靠官方强行征收，不时闹出各类民变。而地方官僚体系的规模与行动能力有限，故而依赖官僚集团之外的士绅群体，帮助处理赋税及各类地方事务。玉皇庙的争端，本应通过士绅群体处理，可此时新的力量介入，也即外来的传教士——根据条约，传教士拥有各类特权，也吸纳了一批中国信徒，传教士进而挟洋自重——涉及教案等冲突时，士绅、地方官僚都无计可施，只能让步。当地方权力体系瓦解之后，需要新的力量介入，这就给底层的“无权者”们提供了机会。
此时，对抗传教士的领导者是个名叫阎书勤的年轻人。阎书勤血气方刚，能说会道，精于大刀。阎书勤共弟兄三人，两个兄弟常年在外干粗活，他本人则有几亩土地，只够糊口，额外做点小买卖，辛苦度日。因为贫穷，弟兄三人都是“光棍”。
在官府做出倾向于传教士的判决之后，阎书勤带领一批人，携带当地办团练时留下的武器住到玉皇庙中，又请来道士魏合意主持庙中事务。这些以武力护卫玉皇庙的平民，在当地被称为“十八魁”（“十八魁”不是指他们只有18人，十八在当地有“众多”之意，如“十八村”）。
这批护庙者基本上是当地的赤贫破落户，他们的土地很少，除了经营自己的狭小土地之外，他们还得靠担夫之类的零工来补贴家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本能地亲近练拳习武之人，用以增强自己的体力，并拓宽人际网络，获得更多寻找工作、相互帮助的机会。
“十八魁”在护庙时就与村里人约好，如果打死人由他们偿命，村里给他们补偿。据记载，给传教士的补偿可能高达三百美元。护庙行动不久即被官兵镇压，“十八魁”四散逃命，道士魏合意被擒拿，武器也被收缴。虽然护庙失败，但在“十八魁”的威胁下，传教士只能在原址建起一个临时性的小教堂，新的玉皇庙也在新址建成。
到了1897年，梨园屯的教民决定建造一座正式教堂，取代临时的小教堂。为此方济各会拨出了专门款项，传教士福若瑟亲自前来监工，表达了传教士的重视。在康熙帝下令禁教之前，在华传教士遵循了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尊重中国风俗，“援孔入耶”。自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以大炮轰开天朝大门后，西方传教士入华就有了坚强的后盾。他们发出豪言，要在华传教，就必须将儒学清除，他们试图去除中国传统民俗的中心所在，诸如祭祖、设庙等，因而不时与地方产生冲突。
面对咄咄逼人的教民，“十八魁”中的阎书勤、高小麻等人，转而想借助梅花拳力量打击教会，就去找当地的梅花拳头目赵三多拜师。
赵三多是直隶威县沙柳寨人，早年家中贫困，给地主种地，中年转做小买卖，靠卖碗、瓢等为生。晚年通过传授梅花拳，生活得到改善，自然不愿意招惹是非。一开始赵三多婉谢了“十八魁”的拜师请求，并说如果收了他们做徒弟，将来闹出大事，就得由他承担责任。
赵三多身边有两个江湖人物，来历颇奇。
河北永年县（今永年区）有个游方道士，常年穿一件破道袍，道袍上有数百个补丁。道士在永年、曲周、威县、邯郸等县帮人治病化缘，凑足了钱后就在永年县城外修建了一座庙。不久来了两个人在庙里住下，二人一个叫朱九斌，据说是朱元璋的后人，另一个叫刘化龙，自称是刘伯温的后代。二人到来后，四处游说永年县练习梅花拳的武师参加反清复明行动，可除了拳师姚文起之外，无人响应。
姚文起是个烧窑匠，虽在梅花拳圈子里没有太大名气，但与赵三多私交甚好。当时赵三多声势很大，姚文起觉得可以利用他的力量，就将二人介绍给赵三多。双方一见如故，来往密切。这几人与赵三多的大弟子均力主将“十八魁”收到梅花拳门下，赵三多无奈只好将他们收下，但提醒他们不要和教堂争斗。
梅花拳创始于明末清初，在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处流行。和大刀会不同，梅花拳没有大刀会喝符念咒、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内容，练习梅花拳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护卫家园。每年初春，逢梅花盛开、举行庙会之际，各地的练拳者相约聚集比武，故而得名“梅花拳”。梅花拳分文场和武场，武场除了练拳之外，还练习刀枪；文场只练习拳法，不习刀枪，并烧香供神，帮人治病。
1897年3月24日，赵三多聚集门徒，在梨园屯“亮拳”三天。“亮拳”带有威慑意义，此时的赵三多并不想将事情闹大，希望通过“亮拳”，告诉传教士和教民不要得寸进尺，彼此都退让一步。但“十八魁”及赵三多身边的人却希望将事态闹大。
在赵三多儿子及大弟子的支持下，1897年4月27日，“十八魁”和梅花拳聚集2000多人攻打梨园屯教堂，将教堂拆毁，杀死两名教民，并抢劫该村教民。
该次事件之后，其他练习梅花拳的拳师过来劝告赵三多，说梅花拳自明末传到现在有十几代了，文的看书，给人治病；武的练拳，强身健体，从来没有反叛的事情。来劝告的人多了，赵三多生气了，说：“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天主教不会放过我，我闹事也绝不牵涉梅花拳。”于是就将他这一派的名字改为“义和拳”。“义和”二字，取自“义气和合”，又传因梅花拳的祖师爷住在“西域天盘云程孝贤梅花山义和洞”。
拆毁教堂后，“十八魁”和当地民众利用修建教堂余下的建筑材料，准备再一次在原址修建玉皇庙。东昌知府洪用舟夏季前往梨园屯实地调查时发现，玉皇庙已经快建好了。洪用舟命令村民将地基交还给传教士，并不得修建玉皇庙。梨园屯村民断然拒绝，并告诉洪用舟，如果派兵前来镇压就造反。为了不让洪用舟为难，村民也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表示将全额赔偿教堂的损失，传教士可以选择村内任何一个地方修建教堂。教堂建好后由村民出资，唱十天大戏庆祝。
但洪用舟拒绝了村民的提议，选择了镇压，并向传教士承诺将追究杀人者。
1898年春，东昌府派出一批马队驻扎到梨园屯。马队军官设计，先是示好，与阎书勤结拜为弟兄。2月28日，军官邀请阎书勤观看马队操练。阎书勤站在村前观看时，军官突然对着他连放两枪，一枪击中肘部，一枪击中肋部，然后集合马队冲过来抓捕。“十八魁”搬出村里的“六人抬”火枪，将马队打退，连夜将阎书勤转到别处去养伤。
洪用舟随后派出兵勇将庙宇拆毁，把地基交给教会，并缉拿阎书勤等人。但官方也指出：“该处与直隶毗邻，犬牙交错，地方拳民势众。”
如果逼迫过急，恐怕会激起大规模民变，故而追捕不得力，“十八魁”中没有一人被擒获。
1898年4月11日，法国公使通过总理衙门逼迫山东地方官员，并提出以下条件：“限令在三日内将十八魁全部拿获归案。如果犯人逃走，则应将家属扣留，财产充公；受损教堂应赔银二万两，撤去洪用舟职务等。”
山东官方顶住法国压力，拒绝将洪用舟撤职，并只允诺赔银一万两。对于“十八魁”，也只能尽力去追捕，以免落下口舌。赵三多手下众人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据姚文起被捕后供述，当年十月间，众人听到山东衙门出批票，要捉拿拳民的消息后，都很害怕，认为这是教堂逼迫官府所为，决定聚集拳民，找教堂算账。
姚文起随即传帖，召集各县拳民围攻教堂。赵三多不同意姚文起闹事，但此时已由不得他了。10月26日，姚文起等人将赵三多裹挟到山东、河北交界处的冠县，并借赵三多之名起义，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当夜烧毁陈家庄教民房屋14间，隔日又焚烧小里固教堂及教民房屋61间。
其间，有威县、曲周等地方的士绅过来劝说，被赵三多长子痛骂为汉奸。
拳民闹事后，清廷从直隶大名府派出马队，协同山东冠县、邱县、威县三县团练联合围剿。同时派出官员及地方士绅去劝导，赵三多本来就不想闹事，现在官府给他台阶下，自然愿意息事宁人。赵三多向姚文起等人频频磕头，求他们不要再闹事了，姚文起等人无奈，只能罢手。随后赵三多将拳民解散，打发他们各自回家。
拳民回家途中，经过山东冠县红桃园时，一些教民在路边对他们进行挖苦讽刺。这让姚文起心生杀意，并于11月2日深夜，率领拳民七八十人纵火焚烧红桃园教堂，杀死教民18人（清政府官方报告说只死了2人）。11月3日，经过威县第三口村时，姚文起又率领拳民放火焚烧教堂及教民房屋20余间，此次并未伤人。
11月4日，威县、冠县出动大批马队围剿，当场击毙拳民4人，抓获姚文起及拳民15人，余众逃散。姚文起被抓后，被押解到冠县县城审讯，旋即被处死，其头颅被送到红桃园挂了一年多。
经姚文起这一闹，一些地方的土匪无赖趁机打着梅花拳的旗号抢劫。各县的地痞流氓、饥民也都聚集起来，借着赵三多的名义敲诈勒索，地方上一片混乱。此次事件后，官方贴出布告，称只追究赵三多一人，希望余众各自回家，安居乐业。
为躲避追剿，赵三多带领十几个亲信狼狈逃到直隶北部。上文提到的刘化龙、朱九斌二人也跟着赵三多北逃，他们二人在直隶北部一带人脉较广，经他们牵头，固安、良乡等地的梅花拳与赵三多连成一气。
1899年5月，在正定府大佛寺召开了各地梅花拳骨干会议。会上赵三多提出：“现在官兵紧追，各地会众四散，怎样才能重振声势？”
有李姓河间人建议：“现在静海、青县等地方有好多人暗地里吃符念咒，每天夜里修炼金钟罩、铁布衫，能刀枪不入。老百姓很信这套，不妨学习他们。”
赵三多遂听从建议，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拳，开始学习大刀会，搞吞符念咒、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仪式。随后，赵三多在直隶一带奔走，交结各方势力，以备再举。
赵三多在直隶活动的同时，阎书勤、高元祥等“十八魁”则继续在山东、直隶交界处活动，扩大影响。早在1898年夏，山东巡抚张汝梅就在奏折中指出，山东、直隶交界地区，拳民越来越多，并定期聚会，比拳练武，称作“亮拳”
。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一度隐匿的阎书勤再次出山，6月，阎书勤又聚众在梨园屯起义，自称“大元帅”，高元祥自称“大将军”，先后攻打十二里庄教堂、梨园屯教堂、红桃园教堂。8月，东昌知府洪用舟出动马队500多人偷袭，将阎书勤擒获，绑在驴背上押回临清县（今临清市）。临刑前，阎书勤引吭高歌：“我阎书勤一不响马，二不贼寇，为了玉皇皋把命丢。”
高元祥极为勇悍。阎书勤被擒后，其他人都寻地方躲藏去了，高元祥却大摇大摆地返回梨园屯，被衙役活捉后押解到县城处死。
1900年，赵三多在直隶阜城县聚集了1万多拳民，发动起义，派他的儿子赵桐凤为总指挥，攻下了山东临清县门芦教堂。赵三多的行动得到山西巡抚毓贤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嘉许，也得到了董福祥的赞助。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11月，赵三多继续在山东威县烧教堂，杀死神父罗泽普，杀死教民数目不详，后被清军包围。赵三多突围出来，隐藏在巨鹿县武举人樊秉璋家里。当时义和团正被清政府严拿，赵三多知道在樊家藏不住，乘夜隐遁山东梁山。
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需赔款四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人要出一两银子，这笔钱在全国范围内摊派。1901年，山东各地闹旱灾，广宗县民众抗拒摊派赔款，在武举人景廷宾带领下起义。赵三多参加了景廷宾起义，这次不再“扶清”了，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1902年，赵三多被清军抓住后，在监狱中绝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