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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丁、钱漕、盐课、关税以及其他杂项收入。其中地丁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据了3/4左右，称正赋；其他各项收入占据1/4左右，称杂赋。据曾任户部侍郎的王庆云记录，咸丰朝之前，清代各类地丁杂税、盐课税、关税共计额征4500余万两。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的固定开销有皇室经费、宗室世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举开支、河工费用之类。总计起来，每年清政府开销在4000万两以上，如果遇上黄河决堤、大规模战事，财政收入则必会入不敷出。嘉庆朝之后，面临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财政开销居高不下，根本没有结余。嘉庆、道光二朝，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不得不通过盐斤加价、开捐输等填补窟窿，勉强支撑过去。
在风调雨顺、一切太平的年代，民众虽然辛苦些，劳作之后有些余粮，尚能缴纳税赋。乾隆年间，号称盛世，库帑充足。“至嘉庆时，虽不能如乾隆以前之盛，然亦尚未闻有贫患之说。”道光帝继位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
道光朝萧条的原因复杂，根据李伯重教授的研究，道光时代，全球气温剧降，低温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停留并交锋，导致降水量增加。频繁的水灾，既使得政府在河工上的开支激增，也令农业产量下降，萧条亦因此加剧。焦头烂额之际，道光帝还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跨海而来的欧美列强。
咸丰、同治二朝之后，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各地一片狼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众生活越发艰辛。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清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被削弱，只能进一步盘剥民间，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太平天国运动之中，焦头烂额的清廷将财政权下移，令各省督抚就地筹饷与筹款，督抚们则广开财路，开厘金、借外债、劝捐加课等，想方设法获取收入。
光绪朝期间，英国驻沪领事根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户部报表统计清廷财政收入，得出数据：地租3100余万两、盐税1300余万两、厘金将近1300万两、海关税2200余万两、内地关税100万两、鸦片税220余万两、其他税500万两、合计8800余万两。而据户部报表，清廷当年岁入地租1000万两，盐税1200万两，厘金1300余万两，海关税1550万两，内地关税、鸦片税、其他税合计2100余万两，合计7200余万两。据此推算，清廷岁入在7000万两至9000万两之间。自甲午战争后，清廷费用增加，据英国领事统计，中央政府皇室及满洲守备费、南北洋海军费、东三省及甘肃省边防费、海关炮台及土木诸费、十八省行政费及军备费、洋债费、其他诸费，合计8800余万两。
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大量清廷文官自杀，导致人才匮乏。而因财政枯竭所推行的捐输制，使很多地方官职成为交易之物。此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大量湘军、淮军系统的武人出任地方官员，导致地方官员的任期开始缩短，往昔要3年时间才能捞到的钱，现在被大幅缩短，地方官员的吃相更加难看。官方施加各类苛捐杂税，胥吏于其中盘剥勒索，民众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只能铤而走险，发动民变。对于官方盘剥导致民变频发，慈禧曾在懿旨中云：“方今民生重困，皆因庶政未修，州县本亲民之官，乃往往情形隔阂，诸事废弛，闾阎利病，漠不关心。甚至官亲幕友肆为侵欺，门丁书差敢于鱼肉，吏治焉得不坏，民气何由而伸。”
清末全国各地民变频发，极大冲击了地方秩序。在这些民变中，部分是因为传教士、教民与地方民众之间出现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导致了系列教案，引发风暴；部分则是地方上的民众不满官方过度盘剥而发起。民变与造反不同，造反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民变则是为了发泄，以暴力反抗、约定抗粮、聚众抢粮、借事聚众、罢市、聚众抗官、哄堂塞署、殴官等方式，反抗地方官府、士绅。清末民变频发，绝大多数是“官逼民变”。导致民变频发的重要原因，主要缘于官方的催征赋税，勒索民间。
中国古代社会，民众遭受不公时，其解决途径，不外是向官府提出控告。但提出控告时，不能聚众，如果聚众至四五十人，则是民变，要被严加惩戒。而在诉讼之中，民告官、民告士绅，是很难打赢官司的。在诉讼过程中，要付出沉重代价，往往官司还没打成，就已倾家荡产。解决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即法律途径，不仅成本高昂，且很难解决问题，这条途径等于被堵死，于是民众只能选择民变。
就民变而言，是一地大部分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纠错并得到补偿的情况下，于是群体聚集，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而在中国民众的意识之中，法不责众，且民众认为，聚集的人越多，在不谋反的前提之下，则被惩戒的风险越低。但民变开始之后，往往很难控制其暴力程度，一旦发生冲击官府、杀死胥吏等情况，事态则会恶化。
晚清之际，民变多发，且分布在全国各地，就是经济相对发达、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江、广东等地，也多有民变。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浙江新昌县境内燕山有民变。此处山中之人，本性强横，官员于五月间设局编造门牌，称牛羊户口均要输捐，山民不服，将新昌县差杀毙1人，扣押3人。地方官员闻讯之后，派出营兵数十人，到山中劝说多日，山民仍然不服。地方官府调派官兵，入山清剿，民众无法抗拒，部分乞降，首逆出逃，群山莽莽，也无法追获。
浙江天台一邑，民风向来强悍，咸丰朝之前，因钱漕加价而激发民变者不少。到了同治年间，天台一县，又有民众因加价滋事，进而引发民变。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天台遭遇旱灾，民生不易，天台知县丁澍良决定将钱漕加价（每两骤加1/5）。天台地方士绅与丁澍良再三会商，请求宽缓，地方官不允。士绅遂至台州府，向知府徐士銮呈诉，徐士銮刻意回护天台县，士绅言语顶撞，徐士銮盛怒，将士绅关押在府。
天台县民众得此信息后，聚集万人之多，一时涌至县署门前，被门役拦阻。民众便与之相抗，爆发殴斗，门役死者死，逃者逃，乱成一片。地方士绅闻此信息，齐来劝说，但人潮汹涌，群情激愤，民众已冲入县衙。县官丁澍良之子当场被杀，丁澍良的头、面、肩膀及两足俱受伤，后幸有人来救，致无大碍。民变爆发之后，浙江省当即调洋枪队360人至新昌境内巡哨，准备弹压。
天台民风勇悍，一时间，怀贰之众、揭竿入山寨者有三四千人，首领为曾担任过武职的清军官员，未知其名。该武官一度投身捻军，后降附归朝廷，得管兵之职，立有功勋，此次不知为何成为民变头领。面对天台民变，台州知府也无可奈何，提出条件，天台地方交出民众16人受死，再交3万两银子作为赔偿。然地方上人以为，交出16人尚可应命，而交3万两银子则断不能也。十二月二十日，官兵入山清剿。天台民众齐聚抗争，枪炮弓箭，俨如大敌当前。交战良久，互有损伤，后民众不支。官兵奋勇直进，生擒200余人，杀死数百人，首犯俱获，余均逃匿无踪。
进入光绪朝之后，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官激民变”。
光绪二年（1876）六月，云南腾越厅发生民变。起因是省中杨姓大员出示晓谕，英国恤银要在本省征收100万两之多，导致百姓闻风生怒，爆发民变，杀死官员。所谓的英国恤银，即英法联军入寇北京后，签署《北京条约》，其中规定的赔偿英国恤银30万两，法国恤银20万两。
光绪三年（1877），广东清远县属之香炉峡，地处冲途，为往来商贾所经要路，因设一厘卡委员征收，已有年余。此年征收厘税之人，过度勒索乡人货物，乡人不甘，遂爆发斗殴。厘卡方面施放枪炮，轰毙乡人多名。乡人大怒，四处云集而来，与厘卡守卫交战。厘卡委员遂向上报称乡民谋反，因此调来兵勇，将乡民杀伤颇多。乡民寡不敌众，各自散回，虽遭受杀戮，但颇不甘心，于是每至夜间，携带枪炮，潜伏于厘卡之旁，其中树木茂盛，峰峦叠起，很难被发现。至夜深人静，则齐向厘卡射击，再逃入群山中遁去，厘卡兵勇受伤者颇多。
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皖北颍州府太和县有民变之事。起因又是厘卡加重土捐，民情愤怒，突起焚卡杀官，遂成骑虎之势。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徐州禾稻不登，小民无从果腹。地方无赖，乘机煽动乡民，结队成群，发动民变，城中各大户被劫掠一空。
晚清时，温州地穷，所产不丰，民众又将大半钱财都花费在鸦片上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官方决定对鸦片加征捐税，又引发米价上涨，一时间群情汹涌。四月初二日，地方民众聚集多人，涌入富户沈舜廷家，逼令其开仓平粜。好事者随声附和，拥挤喧哗。官府查验后发现沈家果然贮粮甚多，遂将仓房封锢，传令明晨开粜，民众始散去。四月初三日晨，官方拟按票给粮，不料人山人海，聚集骚动，沈姓家中竟无插足之地，不得已将票送至马王庙中发放，孰料民众一拥而上，竞相抢夺。官兵弹压时，民众抛掷砖石，官兵先放空枪恐吓，后发实弹，击杀2人。民众旋即闹事，将沈家所存米粮数十万石及器具什物，劫夺一空。知府震怒，大书“乱民滋闹，格杀弗论”八字张贴于门前，时局方才平息。为了不致再生变数，官方又在城隍庙进行平粜，每人限购米3升。
就社会而言，排斥与敌意，是加强群体意识、凝聚共识的最有效方式。互相排斥，能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平衡，以此维持社会安定。只有在敌意引发的冲突中，群体的特征才能被强化凸显，忠诚度才会增加。这种排斥与敌意，需要维持住平衡，而平衡的操控者只有官方。就清廷而言，因其占据正统，故而为百姓所畏惧；又因其拥有强力机器，故可以作为平衡的操控者。
就民间层面而言，村庄之间的彼此排斥、敌对，可以加强宗族团结，并在竞争中胜出，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械斗不断的根本原因。在械斗之中，官府有时也会充当调和者。但当官方强硬盘剥民间，掠夺民间生存资源时，各地官方就成了民间仇视的对象，一旦导火索被点燃时，民众就会以暴力方式发泄怨恨。但吊诡的是，在清末，针对官方的大规模、普遍性的“官激民变”并没有得到重视，反倒是规模较小的、各地针对传教士的教案，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此类与传教士、教民的冲突，经过舆论放大，又加深了民间的裂痕，酝酿着更大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