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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厌女思想见诸古典时代的历史和文献，但并非所有死白男都这样。有些甚至具备我们可以将之慷慨称为原始女性主义者的视角。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古典产生女性主义的解读和运用，类同于让一个惯用左手的人使用普通剪刀：它们都是为其他人设定的。而一部分人——有些在“红药丸”中，有些在学界——甚至会相信女性主义古典学不可能存在，以及女性主义和对古典世界的兴趣是一对天敌。
在“布赖巴特”网2016年的一篇文章《建制保守主义者的另类右翼指南》中，阿勒姆·布哈里（Allum Bokhari）和米洛·扬诺普洛斯试图描述吸引不同群体到另类右翼之中的动力。他们主张，这类群体之一的“自然保守主义者”就是被西方文化的贬值所吸引，尤其是在高校校园之中：
这些从西方历史中清除其伟大人物的尝试，对另类右翼来说尤其难堪，他们在保护西方文化之外，深切关注英雄和英雄式的美德。
几十年来，校园中的左翼们试图将对“死白男”的研究从西方历史及文化课程的焦点中移除出去。一个建制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在国情咨文和商业频道之间来回切换时对这样的行为有些不满，但对一个自然保守主义者来说，【33】此等破坏文化的行为也许就是他们针对的头等大罪。
布哈里和扬诺普洛斯当然是在夸大其词——课程内容不可能再单独由死白男构成，但死白男的占比也远远没有成为少数——然而他们发现的趋势是正确的。有些进步主义者倾向于完全推翻这一正典，其中就包括希腊罗马古典学。和“布赖巴特”上的作者们所提倡的相反，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只占很少一小部分，固然人微言轻。 41
2015年一件流传颇广、关于奥维德作品的事件似乎点明了这种趋势。奥维德——公元前43年出生于罗马东边的小镇苏勒莫（Sulmo），他的诗作在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写就。尽管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是史诗体诗歌《变形记》，他的作品同样包括爱情诗，一部关于罗马立法的史诗，失传的剧作《美狄亚》，以及他被奥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弥斯（Tomis）后写成的作品。我将在第三章中回到奥维德和他的《爱的技艺》（ Ars Amatoria ），但时下大多数围绕奥维德的争论尤其集中于他的巨作《变形记》，一部15卷的诗歌，讲述那些变换形貌的神和人类。能够导致一个人物转变形态的创伤性事件就包括强奸，而文本中包括了大量对强奸的描述——也许超过50起，其中包括19个长篇。 42
2015年《哥伦比亚观察家》（ Columbia Spectator ）上一篇由四名哥伦比亚大学多元文化事务指导委员会（Columbia’s Multicultural Affairs Advisory Board）成员撰写的评论专版文章中描述了怎样阅读奥维德的《变形记》，这一文本是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中指定的阅读材料。这篇文章激起了一名身为性侵害幸存者的学生的应激反应：
在用于阅读奥维德《变形记》的一周中，课程会指导阅读珀耳塞福涅和达芙妮的神话，【34】二者中都包括关于强奸和性侵犯的详细描绘。作为一位性侵犯的幸存者，这名学生在阅读整部作品中对强奸情节如此详细的描述时，触发了应激反应综合征。然而，这名学生声称，她的教授在讲授文本时，关注的是语言的优美和意象的绚丽。由此，这名学生完全从课堂讨论中脱逃，以期自我保护。她在课堂上无法感到安全。当她课下造访教授时，她讲道，她基本上被忽视了，她的关切也被忽略了。
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文学人文课程的定制，但和西方正典中的其他诸多文本一样，它包含着边缘化学生在课堂中的身份的刺激性和冒犯性材料。这些文本，带着排斥和压迫的历史及叙事，对幸存者、有色人种，以及出身低收入背景的学生来说，可能难以阅读和讨论。 43
专版评论的作者们提请大学为诸如奥维德的作品选段标注“触发警告”。 44 尽管《变形记》自此就被奥维德的《女杰书简》选段取代，后者是一系列传说中的女性为抛弃她们的英雄所写的诗体书信，但这一请求未被允应。
《哥伦比亚观察家》的专版评论遭到了从《华尔街日报》到《沙龙》网站的两面夹攻。 45 讨论甚至持续到了“红药丸”论坛上。在“玩家之门”分版，一名用户分享了关于题为《受刺激的社会正义战士们成功把奥维德〈变形记〉移出哥龙比亚（原文如此）大学核心课大纲》的论争的帖子。这篇帖文抱怨道：“社会正义战士们把大学降格成迎合最低等普通人的地方。【35】最为可悲、暗自抽泣的、低能愚钝的失败者正是那些执掌大权的人。” 46 “红药丸”社区最偏好的极右新闻网站“布赖巴特”同样用长帖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文章标题是《校园的特殊雪花碰到希腊神话就化了》。 47
这些回应，和主流媒体的一样，暗示奥维德的诗歌之所以值得在大学课堂中有一席之地，不是由于其内容，而是因为它是古老而且正统的。正是这一类想法，才使得古希腊罗马对“红药丸”特别有吸引力；西方古典正因为它们是西方的，而且是古典的才备受重视，而远非因为其内容。重要的是，“红药丸”作者们误会了学生们诉求的本质：奥维德的作品仍然留在哥大的课程大纲上，而作者在正统上的地位也未曾真正遭到挑战。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被极右翼当成一项对死白男的侮辱。
哥大的专栏评论由一群学生写作，但一些资历更高的女性主义学者确实主张，研究古典，联通西方正统的其余部分，都是必定将父权的和种族主义的社会阶层加以具象化的工作。女性主义学者休-艾伦·凯斯（Sue-Ellen Case）在她的文章《古典异装：希腊对女性角色的创作》中就希腊悲剧和喜剧提出了这一观点，凯斯总结道：“女性主义的从业人员和［希腊戏剧方面的］学者可能会做出决断，这样的剧作不应当归属于正典之列——它们对戏剧的研究和实践而言并不是中心的。” 48
这一消灭古典文本的诡计，一度在“红药丸”社区中相当有用。在一卷题为《三十七》的文集中，“男性空间”作者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早先是“男性空间”博客“王者归来”的知名专栏作家——设想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其中女性主义者们已经重写了正典，并消灭了古典作品：“一个人甚至可以想见，未来古典知识被驱赶到地下，被从学校中清除掉，或者因为不合乎现代女性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论调而遭到删改。【36】人文学问的降格业已成为美国社会女性化的直接后果。我们不能坐视这一切发生。现代文化的代表们不希望你们知道太多历史，或是在先前的纪元里，事物究竟是什么样的。” 49 女性和女性主义者，俨然古史未来之大敌。
瓦利扎德兴许是“男性空间”中最有名的厌女者，在他2014年的文章《何为社会正义战士？》中将这一观点更进一步，提出了在一个没有古典文献的社会中将会存在完全的道德真空的理论：
即使亚里士多德、塞涅卡、马可·奥勒留、托马斯·阿奎那，或是亨利·戴维·梭罗具有持续帮助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活的可贵智慧，从他们作品中剥离出来的信息，也必当彻底遭到抛弃，毕竟他们都是白人。由于白人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一直站在推进人文的前线，尤其是在埃及、波斯、蒙古、奥斯曼帝国的倾覆之后，这就将大部分帮助我们用以区分正误的道德准则排除在外了。社会正义战士们发明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法则，但往往基于那些时下让他们感到不满的。作为导引，它撑不过一两个月，可以想见他们的法典都得是用铅笔写就的了。 50
这段话使用了相当可观的修辞手段，来论证那些已被阅读数千年的文本突然危在旦夕，而且需要“红药丸”男性的坚决捍卫。但昆图斯·库尔提乌斯和瓦利扎德同样呼应了古典学学科内部的一派观点，最能代表它的也许是维克多·大卫·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和约翰·希思（John Heath）1998年合著的反调文章《谁杀死了荷马？》。【37】甚至更早，在1987年《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阿兰·布鲁姆就写道：“古典文本生命力最大的敌人就是女性主义。” 51 他使用“生命力”一词，说明古代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对女性主义者们来说，不是像在厌女者们眼中那样鲜活。
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英国一位研究希腊悲剧的杰出学者，在《最古老的欧洲死白男》一文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的温和版本。首发于1992年《新共和》，之后在1993年以同名重刊于他的小型文集。这篇文章反对一种他眼中的古典学的危险倾向：研究人类学、女性主义和奴隶制的现代古典学家们执迷于希腊人和我们相比是多么 奇怪 和 不同 。诺克斯相信，希腊人已经被现代学者“他者化”了，变成了怪异的族群。将希腊人分类成DWEM，即欧洲死白男（Dead White European Males），标志着他们和我们完全隔绝。 52
诺克斯写道：
他们分属到DWEM是现代多元文化和女性主义批判的成就之一；这也是他们无关性的宣言。但在过往的时代，我们曾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评价他们。“我们都是希腊人，”雪莱在1822年写道，“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希腊观可以被概括成“希腊即我们”的口号，那么现代的批评便会反驳“希腊即他们”，或者更有针对性地，“希腊即DWEM”。 53
他总结道：“尽管我们不能再和雪莱一道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亦无法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宣称，希腊即我们，我们必须时常承认，我们对他们的感恩依然强烈、深切，且不会动摇。”【38】
这一论调，就好像之前我先前提到的那些“红药丸”作者一样，是个稻草人谬论：没有人否认，我们的社会受益于希腊。问题在于这种馈赠应该怎样被对待。我们应当像雪莱，以及像今天所见的“红药丸”网站上的男人一样，将这种馈赠浪漫化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更为复杂而问题重重的历史遗产？而如果希腊人的确是“他者”，而非像维多利亚时代人所想的那样同我们相似，那这样一种区别会让他们不那么值得被研究吗？
诺克斯同样主张，古希腊人和美国人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不同，因为我们也拥有一些他们著名的失败：
诚然，当我们考虑到近期学术上已经探究并且强调的雅典民主中的两大弊病时，我们理应记住，不仅奴隶制和男性统治是所有古代社会的特点，而且我们，在所有人之中，也没有权利投下第一颗石头。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的骄傲宣言——权力在人民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提及奴隶，而我们的《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来自由平等”，却也没有提到他们，尽管那些起草者和大多数签署的人就是非洲奴隶的所有者。
“红药丸”的男性和对社会正义感兴趣的人都完全地意识到，奴隶制和男性统治是记录在我们国家的元始并且时至今日仍然真正意义上存在的。监狱社会一直保持着现状，其中黑人成年男性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不自由的——有时会被称作新吉姆·克劳
——而白人男性几乎主导着所有层级的政府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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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回望国父们来寻找诺克斯承认在古希腊存在过的、【39】我们国家之中的种种过错。的确，“红药丸”群体相信，就是这些美国早期社会中的特点在过去一度让美国伟大，而且也必当在今日重生，让美国再度伟大。
我们社会和古希腊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连同罗马——对“红药丸”群体中的男性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让这些男人更容易在古代世界看到他们自身价值观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