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

这里“廉政”是廉洁正直的意思。后来，“廉政”中的“政”有了政治层面的内

涵， “廉政”，即廉洁政治，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中华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都有不少著名的清官廉吏，他们不仅心怀百姓、勤奋、正直、忠诚、廉洁，更将自己的思想内核化作家风家训，垂训后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末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为官者以勤、廉、俭著称，他们在当时污浊的官场中能洁身自爱，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同腐恶势力抗争，深受老百姓爱戴。

如东汉名臣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提拔起来的，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报答知遇之恩，特备黄金10斤，乘夜深人静时送至杨震住处。杨震不但不接受，反而严厉斥责了王密。王密辩解道：“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人品。”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道呢？”“四知拒金”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杨震也被后人称为“四知先生”。

还有著名廉吏包拯。据史书记载，公元1042年，包拯任职端州3年期满，即将乘船离开端州。端州百姓为了表达他们对包拯体恤民情的感激，送给他一方端砚，手下人见是一方砚台，并非金银珠宝，便收下了，没有告知包拯。船出羚羊峡，刚行至江中不久，包拯发现了砚台的事，严厉申斥了手下，并将这方端砚抛入江中，还于端州。这就是著名的“不持一砚归”的故事。

再如“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他在广西罗城县任县令6年多，离任时连路费都没有。任四川合州知州时，他不愿给当地老百姓增加负担，首先削减了自己的驺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

类似的事迹还有很多，这些能做到勤、廉、俭的官吏是依靠什么力量做支撑的呢？主要靠他们个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修养，虽然其思想和行为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某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和创建和谐社会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今时代，虽然迎来物质文明的大繁荣、大丰收，但精神文明建设仍需努力。一方面，经济欺诈、诚信缺失、文化低俗等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以奢靡浪费、攀比铺张为代表的不良风气，成为人心向上、风气拔节的阻碍。“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好风气、好操守、好品质从哪里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努力还是社会志士的引导，归根结底都要靠个人来完成精神文明的“骐骥一跃”。而家风和家教，正是一个重要基点。

“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好的家风为个人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正能量，对个人修身齐家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因为，这不仅是价值观的传承，更能为家庭筑起一道拒腐防变的坚固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