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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治理国家以了解人、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清朝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曾经说过“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意思是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
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
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的重要性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产生了极为相近的一种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正确识人、合理用人是重要前提。识人且能够人尽其才，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不识人或者不敢放心大胆使用人才，国家就可能面临动乱甚至灭亡。
人才时时处处都有，就看有没有识才、用才的“伯乐”。能够读心，你可以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知心朋友，什么样的人需要小心提防。很多人都感叹人心叵测。的确，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是铁得要命的哥们儿，却会在你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在你致命的地方捅上一刀；明明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却会在你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之后，给你来个釜底抽薪。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对方的不诚信固然有很大关系，但是作为我们自己也负有识人错误的责任。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只要我们用心观察，仔细思考，不被所谓的“友情”“爱情”迷惑住眼睛，我们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来。
下面是苏轼识人的一个故事。
当时有个叫谢景温的人，跟苏轼关系不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文，褒贬古今。
有一次，苏轼和谢景温到郊外游玩，偶然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苏轼刚想把小鸟拾起来，谢景温抬脚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边。他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却让苏轼心凉半截：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于是，他就慢慢疏远了谢景温。
果然，后来谢景温为讨好王安石，便加害苏轼，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
苏轼还有一位姓章的朋友，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任商州令的时候，两人在山中游玩，游到仙游潭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
章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神色平静地轻松走过，用绳子系在树上，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大笑。
后来，章某当上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他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他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对苏轼也下狠手，把苏轼贬到偏远的惠州，再贬他到更偏远的儋州。
能够读心，你可以将合适的工作分配给值得信赖的人，实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一项工作安排给一个人容易，但是安排给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人，并不容易。有个成语——知人善任，首先把“知人”放在了前面，也就是说“知人”之后才能“善任”。
每个人做事的方式、目的、动机都是不同的，同一件事，交给不同的人去做，有的人可能会四平八稳地做下来，有的人可能会做得更好，有的人却会做得更糟。如果我们想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得要善于发现不平庸的人，这就需要高超的读心本领了。
作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就深谙用人之道。曾国藩在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请曾国藩给他们分配职务。不巧曾国藩刚好饭后出外散步，李鸿章便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则进入室内。
等到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请他传见三人。曾国藩说不用再召见了，并对他说：“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阴违之人，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应予重用。”
李鸿章惊问道：“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曾国藩笑道：“刚才我散步回来，走过三人面前时，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重，故可委派补给工作：中间那人表面上毕恭毕敬，但我一走过，立刻左顾右盼，可见他阳奉阴违，故不可用；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双目正视，不亢不卑，乃大将之才。”
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大将之才”，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的鼎鼎有名的刘铭传。曾国藩经由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审视其品德与才能，而后量能授官，这才是真正的“知人善任”！
曾国藩能够一眼看穿对方的心，确实令人敬佩，但是，他的这种本领并不是天赋异能，而是源于他长期的生活经历和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的生活习惯。“读心”并不是一项多么高深神秘的技能，我们普通人只要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也能成为读心的行家。
纵观古今中外，能成大事者，无不是读心的高手。读不懂风浪，就不能扬帆沧海；读不懂鸟兽，就不能纵横山林；读不懂古今，就不能明白得失；读不懂众生，就不能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