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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夏天，我乘坐巴士游览富士五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突然发现富士山就在我眼前。当时正值暑假，一位妈妈带着看起来在上小学的孩子游玩。妈妈大声喊道：“快看！是富士山！”
放眼望去，黑压压的山脉不断迫近。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不禁屏住了呼吸。这时候孩子嚷嚷道：“不对，那才不是富士山！”
妈妈听了慌慌张张地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孩子很笃定：“不对，那是假的富士山！”
妈妈说了一句“真不懂事”就不说话了。车上其他乘客都忍不住笑了，我也觉得孩子的话特别有意思。
这个孩子虽说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富士山，但并不是不认识富士山，他之前肯定见过多次富士山的照片。照片是以远眺的视角拍摄的，山顶上覆盖着积雪，白雪映衬下的富士山格外秀丽。而眼前的富士山就是一些黑黢黢的土块，和照片里的样子截然不同。孩子觉得照片里的才是真正的富士山，他看到的是假的富士山。我们不能说他的判断是错的。
不能太近了。从远处看到的富士山才是富士山。
前些年，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讨论后认为，富士山不符合申请资格。原因是日方申请将三保松原与富士山划为一个整体，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三保松原处在距离富士山几十公里远的地方，无法将其看作“富士山”的一部分。
对此，日本方面坚称，三保松原自古以眺望富士胜景闻名，两者并非无关，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进行审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认同了日方的意见，正式决定将包括三保松原在内的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虑问题细致入微，懂得变通，果真名副其实。
突破近景的局限，将中景的富士山囊括其中，这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同寻常的眼界，也引发了我对文化理解程度的思考。
说到欣赏景观，一般人都会想到近景。但很多情况下，近景只适合欣赏小型景观，不适合观赏大型景观。这一道理尚未被大众接受。
只有在一定距离外眺望，才能体会富士山真正的美，在近处是体会不到的。日本人往往容易忘记这一点，这是不对的。
景观分远景、中景和近景三个层次。面对偌大的自然，离开一些距离才能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以前的人即便没太多文化，也深谙这个道理。
“百里凭栏眺，方知富士秀。未雪满山白，筑波岭亦如。”
这首古诗歌颂了中景之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体察到了日本人的内心。“百里”在这里指的是中景，而不是远景。欣赏大型景观的话，中景是最好的。
趣事里的小孩，也是通过中景而非近景来认识富士山的，离得太近就无法领略它真正的美。这个原理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观赏风景。
有一句话叫“仆从眼里无英雄”。
即便是受到世人敬仰的人物，身边人也难以看到他的好，不会敬重他。因为他们离英雄太近了。
就算不是随从，杰出人物身边的人也很少会认为他出色。身边的人只会看见他的缺点，并且自以为了不起。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直被误解，直到离开人世。
站在山脚的人不知道眼前的山有多高，他只看到满地的小石子，没有花，透过小石子的间隙勉强能看到红色的土壤。这样的景象很难让人肃然起敬。英雄还没有成为英雄就离开了人世，三十年后，过去的人物成为历史的中景，一切都变得朦胧。近景中的人物变成了中景里的人，让人着迷。
历史性的变化由此开始。如果近景中的人物不幸没有变成中景，便会就此灰飞烟灭，更没有机会再变成远景。
经过三四十年之后再看人人喊打的政治家，或许会意外地发现他的伟大之处，而彼时权势显赫的近景人物反倒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点小聪明的人会以为自己只看近景就能通晓一切，实际上人类世界存在所谓的中景，历史也诞生于中景。这个世界之所以令人快乐，是因为懂得这些。
公众逐渐认为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其实在一开始并非如此。夏目漱石起初是一名英语教师，之后前往英国留学。后人猜测，他出国留学是为了成为英语文学研究者。就此来看，他绝对称不上伟大。
当时他的远房亲戚池田菊苗在德国留学，学成归国之前曾到伦敦看望夏目漱石。他询问夏目漱石在伦敦做什么，夏目漱石回答自己在读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池田菊苗在德国学习是为了开辟有机化学这一新领域，因此对夏目漱石的回答有些失望，认为他志向不够高远，鼓励夏目漱石做一些西方人不做的事。于是，夏目漱石转念投身文学研究这一前人未涉及的领域，开始潜心学习。
夏目漱石收起了英国文学的书，转而研读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书籍。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国内的大学尚未开设社会学讲座，也没有能讲授心理学课程的教授。历经千辛万苦，夏目漱石终于基本确立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业。
夏目漱石带着整套理论回国，在东京大学的课堂上发表讲演。东京大学的学生只听拉夫卡迪奥·赫恩
讲过英语儿童文学，自然不会懂得这一划时代的文学理论的意义。没想到的是，学生之间发起了抵制夏目漱石的运动。据说后来归于夏目漱石门下的森田草平也是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之一。
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出发，对文学的根本进行了层层剖析。这超出了明治时期学生们的认知范围，夏目漱石也因此失去信心，辞去教职。日本的英语文学研究梦随之化为泡影。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学者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发表了新的文学研究理论，震惊世界。理查兹的理论将心理学和生理学引入文学研究，与夏目漱石援引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夏目漱石被凡夫俗子打压，而理查兹得到了剑桥学派的支持，尽管支持力度有限，他的理论还是得以闻名世界。
英国人没听说过夏目漱石，日本人也不了解英国的情况，自然不会理解夏目漱石的所作所为。夏目漱石的功绩因此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师从理查兹的威廉·燕卜荪年轻时在东京的一所大学任教。日本人既然不接纳夏目漱石的理论，当然也不会给剑桥学派留下空间。
美国学界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关注到英国文学研究已经是“二战”结束后的事情了。美国南部几所较落后的大学开始学习理查兹和燕卜荪的理论，并开创了“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
日本人当初无法理解理查兹的理论，却痴迷于发源于美国的新批评派理论。有意思的是，就连读不懂理查兹晦涩的英语表达的学生也开始讨论“新批”，这个词像暗号一样流传开来。但最终，日本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现在根本没有人提到新批评派理论。
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在近景时期遭到否定，在迎来中景时期之前如同消失了一般。
在英国，理查兹的文学批评理论在近景时期未被完全接受。传到美国后，处于中景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受到高度评价，甚至成为美国文学运动的契机。其实文学理论本身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离它近的时候人们看不到，离得远了才看清楚。
从三保松原看富士山，就能清楚地看到站在山脚向山顶仰望时看不到的风景，理查兹的文学理论与此有相似之处。夏目漱石的成就没有机会成为中景，因而沉寂多年。中景是最美好的，现在才明白这一点为时已晚。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忠实地记录了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历史不是过去某个时点的近景，它记录的是有些久远的中景。关键不在于中景是否比近景更准确地记录了过去，而是中景里的过去比原本的过去更加“有趣”。历史并不是原原本本的过去本身，它反映了过去三十年、五十年的历程。中景的美学在历史中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需要做的是升华中景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