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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日本人似乎总觉得自己对语言情有独钟，因此我们在语言的学习上也格外用心。与此同时，在少数情况下，我们会反省自己的语言是否有失偏颇。若被人问起“日本是否真的是受语言神灵保佑的国度”，我们的心里还是没底。
尽管没有察觉，但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了学习语言的过程。这种学习是我们无意识间在家里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没有老师从旁指导。
两年后，我们开始像模像样地使用语言。这一阶段的语言教育十分关键，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可以说，过去人们常说的“三岁看老”，就是源自对最初的语言的执念。
三岁孩子说出的话多种多样、不成体系，几乎没有家庭认为如何掌握最初的语言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上小学后，我们开始正式接受语言教育，小学的语言教育有鲜明的特征。
以前，学校首先会教学生怎么读，学习语言的科目叫作“读法”。现在或许不再有这样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国语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认字。曾经有段时间的科目名是“写法”，但这与写文章无关，是教学生怎样用毛笔写字。
几乎没有学校教学生如何写文章，只是在教字的读法的时候，捎带布置写文章的作业，也就是“作文”，但是没有正式的“作文课”。大概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奇怪，所以到了“二战”后，当美国人指出这一问题时，不少国语老师非常惊讶。
以文字为主的语言教育持续了百年，难怪日本人对语言的感受变得有些特别。
有一种观点认为，比起实用性的文章，文学性的文章更有档次。这种观点非常普遍，已经深入人心。俳句和短歌这类世界上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日本得以大放异彩绝非偶然。擅长创作俳句却写不好实用性文章，这种情况在日本人中并不罕见。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把语言的重心放在阅读上，忽视了写作的重要性。然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写作的怠慢。
长期以来，语言教育以“读法”为核心，语言中说和听的功能没有得到重视。让日语沦为“沉默的语言”的人，正是日本人自己。
总之，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没能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以说话为生的学校老师即便长期学习语言，也不知道该怎样说话。
从“二战”前开始，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拥有非常好的教育，为社会输送了一批批优秀老师。
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学校的语言教育偏重文字教育——或许是无视了这一点。这些师范学校的文字教育非常出色，却完全忽略了发声教学。在成为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接受过发声训练。因为所有人都是如此，于是也没有人提醒这样做的危害，真是悲哀。
青年人充满干劲地来到小学任教，面对一群不听话的小学生，不知道怎样发声才能让声音更加洪亮，也从来没有学习过，只能在课堂上以自己的方式用力扯着嗓子讲话。
新教师累得筋疲力尽，但是因为对工作满怀热情，所以不会当回事儿。
令人心疼的是，他们没有机会知道，每天大声说话几个小时，完全是体力型劳动。
明明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还不予以重视，长此以往终究会出现问题。每当暑假结束后的秋季学期来临之际，就会有老师身体抱恙。各地都有老师病倒，染上结核病，这在以前被称为肺病。
这时候若是掉以轻心，将导致结核病加重。要是运气不好，来年春天就会丧命。当时多少年轻有为的教师就这样因病去世，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错就错在小看了有声的语言。
他们在成为教师之前，不知道当面对一大群孩子上课时运用腹式发声法的重要性。
学声乐的人会接受发声训练，知道胸式发声的局限性。在靠声音取胜这一点上，教师与声乐家无异。学习腹式发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教师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谓犯下了大错。
人们一般不会认为学校老师的工作是体力劳动，因此看到老师一个个英年早逝，说出的言论也极度荒谬：“学校的老师要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吸入过多粉尘才得了肺病……”
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会信以为真。其实全日本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于是，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会拿手帕捂着嘴。即便如此，患结核病的人数丝毫没有减少，这是何等让人心痛！
不仅仅是学校，放眼整个社会，更为普遍、更深入人心的看法是：语言以文字为中心，声音是次要的。然而这个问题不是用“日本文化的特质”就能解释的。
阅读和写字属于语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阅读和写字终究只是语言的一部分，也就是狭义的语言，把它们当作语言的全部是错误的。语言最主要的功能首先是听和说，比读和写更加重要，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广义的语言涵盖了听、说、读、写。日语在狭义的语言领域内创造了杰出的文化，却遗忘了广义的语言，现在这一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日本人的语言偏重读和写，也就是狭义的语言。这不是日本人自己认识到的。
“二战”后，美国派出的教育视察团对日本的教育系统进行了调研，指出日本学校偏重文字教育。
对此日方做出了反省，认可听、说与读、写同样重要。
自此学校对语言教育进行了改革，强调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缺一不可，将以往以读和写为中心的狭义语言的教育拓展到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教育。学校的学习指导要领中明确指示了这一点，表明学校认可了广义的语言。
市面上出现了重视听和说的新教材，表面上看广义的语言教育正在向前推进。
这样的场景只持续了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狭义的语言”时代再次来临。但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对此都没有提出异议。教育者空前一致地违反了学习指导要领。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拥有的才智被损失了极大一部分。日本的声音语言结构固有的缺陷削弱了日本人的思考能力。然而，几乎没有人认真思考其中的危害。
值得肯定的是，狭义的语言尊重文学性的表达，能够培养写作能力；而广义的语言，也就是说话，更注重意思的传达。传达与交流稍有不同，指的是信息的传递。
在民主社会，广义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力量，当然这需要我们研究表达方式、提高传达效率。不过，能说会道与此不同，它需要的是新的修辞手法。
在广义的语言概念中，接收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的教育从未考虑如何倾听。
要掌握广义的语言，靠的是“道听途说”。不幸的是，我们所在的社会向来轻视口头表达，很少有人能仔仔细细地听别人讲话。
引发我们反思的正是传达论。与其说它是一种新式语言学，不如说它是一种新文化。
当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威胁人类智能，语言的传达便成为最新的知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