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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大蒜
韩国，妈妈的菜谱
取大蒜数头，用酱油、米醋和糖腌制
文明之初，人类遭受混乱和蒙昧之苦（虽然现在依然如此）。天帝之子桓雄怜悯人类，下凡来到今天的朝鲜半岛，建立了“神市”，制定法律，教给人类农业、医学和艺术。
有一天，一头熊和一头老虎找到桓雄。它们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了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想变成人类。桓雄许诺，只要它们待在一个洞穴里，不照太阳，只吃大蒜和艾草
，为期100天，那么它们就能变成人类。熊和老虎决定听从指示，去了一个很深的洞穴中。
只过了几天，老虎就食言了。“这太荒唐了，我不能就吃这些难闻的球茎和发苦的叶子。我不干了。”它说着冲出了洞穴。熊坚持饮食，在100天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熊女后来和桓雄结合，生下檀君，朝鲜半岛第一位国王由此而来。
我的祖国韩国确实是建立在大蒜之上的国家。这很明显，看看韩国的饮食，韩国炸鸡
就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大蒜宴：面糊中掺入大蒜末，涂上又甜又辣的辣椒酱，还要再加更多的大蒜。有些韩国人嫌烤牛肉片（切成薄片的火烤牛肉）蘸料中的大蒜末太少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直接就着蒜瓣吃，或者烤大蒜吃。腌大蒜是非常受欢迎的腌菜，大蒜头用酱油、米醋和糖腌制。蒜叶和蒜苗以同样的方式腌制，蒜苗炒着吃，经常和海米一起炒，或者焯水后用甜辣酱拌着吃。还有泡菜，也就是腌制蔬菜，通常用东方白菜（美国称纳帕白菜，英国称中国菜）制作，实际上可以用任何蔬菜来做。如果你对韩国食物略有所知，提到韩国泡菜你就会立刻想到辣椒粉。实际上，没有不加辣椒粉的韩国泡菜。
韩国几乎所有的汤都用带有大蒜的高汤制作而成，无论是肉汤还是鱼汤（通常使用凤尾鱼，也有虾、干贻贝，甚至海胆作为食材）。韩国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那些小碟菜（banchan，即米饭伴侣、佐餐小菜）大都含有（生的、炸的或煮的）大蒜，不管它们是蔬菜、肉还是鱼，也不管它们是生的、焯过的、炒的、炖的或煮的。
我们韩国人可不仅直接把大蒜吃进肚子里，我们还腌制大蒜，大量腌制，我们简直就是行走的大蒜。
2010—2017年，韩国人每年人均消耗大蒜多达惊人的7.5千克。 [1] 2013年更是达到人均8.9千克的高点。 [2] 韩国人消耗的大蒜是意大利人（2013年人均720克）的10多倍。 [3] 在吃大蒜这件事上，和韩国人比，意大利人是业余的。 [1] 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口中的“嗜蒜者”法国人，2017年也不过是人均消耗了微不足道的200克大蒜， [4] 还不到韩国人的3%。业余！
不过，这7.5千克我们可没都吃掉。很多大蒜被用来制作泡菜，最后通常给扔掉了。
烤牛肉和其他腌制肉也是这样，用大量切碎的大蒜腌制，当你吃掉肉，腌料和留在里面的大蒜都会被倒掉。但即使排除所有这些“浪费”的大蒜，韩国人消耗大蒜的数量也是巨大的。
周围都是大蒜怪，你是不会意识到你吃了多少大蒜的。1986年7月底的我就是这样。当时我22岁，登上了大韩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剑桥大学开始我的研究生生涯。我对航空旅行并不全然陌生，我曾两次搭飞机往返韩国大陆南部的亚热带火山岛——济州岛，虽然飞行时间不长。首尔和济州之间的航班飞行时间只有不到45分钟，所以我当时的飞行经历还不到3个小时。不过，使我感到紧张的并不是即将到来的飞行。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韩国，我没有太多飞行经历并不是因为贫穷。我的父亲曾是一名高级公务员，我的家庭即使不算很有钱，也称得上宽裕，完全能够负担得起去国外度假的费用。然而，那个时候，韩国人不被允许出国旅行度假，政府根本不会为度假签发护照。当时，韩国正处于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时期，政府希望每一美元外汇都用于购买经济发展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外汇不可以“浪费”在“轻浮”的事情上，比如去国外度假。
更糟糕的是，在那段时期，从韩国飞往英国的旅行需要花费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时间。今天首尔和伦敦之间的航班飞行时间大约是11个小时。1982年，“冷战”正酣，所以韩国的飞机不能飞越苏联，更不用说飞越朝鲜。我们先要花9个小时飞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在那里停留两小时（飞机加油，我们吃日本乌冬面，这是我在韩国之外品尝到的第一种食物），然后再飞9个小时才到欧洲。这还没有到伦敦。大韩航空当时没有直飞伦敦的航班，所以我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待了3个小时，然后搭上我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班飞机。从首尔金浦机场到伦敦希思罗机场花了24个小时，19个小时在空中，5个小时在机场——好像横跨了整个世界。
让我感到陌生的不仅仅是距离。我已经准备好面对语言障碍、种族差异和文化偏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夏天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冬天的夜晚则从下午4点开始，我差不多可以适应。让我很难接受的是，夏天的最高温度大约只有16℃，而韩国的夏天湿热，最高能达到33℃，湿度达到95%。但我必须适应。即使雨可以忍受，我也没有意识到雨可以下得如此频繁。
但食物真的给我造成了创伤。在韩国的时候，我曾被警告过（通过书本，毕竟当时很少有韩国人真正去过英国），英国食物很糟糕，但我没有意识到它实际上有多么糟糕。
好吧，我在剑桥还是找到了几样喜欢的食物——牛排腰子馅饼、炸鱼薯条、科尼什馅饼，但大多数食物，说得温和一点，都很糟糕。肉类煮得太老，调味不足。除非蘸着肉汁，否则很难吃下去，肉汁可能非常好，但也可能非常糟糕。我爱上了英国芥末酱，有了它，我才勉强吃得下晚餐。蔬菜煮的时间太长，变得毫无质感，只有加盐才能下咽。一些英国朋友会理直气壮地回复，他们的食物调味不足（呃，无味？）是因为原料够好，不需要用酱汁这样多余的东西破坏它们，狡猾的法国人使用酱汁是因为他们需要掩盖坏肉和烂蔬菜本身的味道。我在剑桥大学第一年结束时去了一趟法国，当我第一次品尝到真正的法国食物时，这种说法的任何一丝合理性都烟消云散了。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饮食文化，一言以蔽之，是保守的，非常保守。英国人不吃陌生的东西。对于外来食物，英国人持强烈的怀疑并发自内心的厌恶。除了完全英国化的中国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这些菜通常很难吃，你吃不到其他的美食，除非到伦敦的苏荷区或其他繁华地带去。当时疯狂扩张但现在已经倒闭的连锁店Pizzaland就是英国饮食保守主义的缩影。比萨是能够给英国人带来创伤的外来食物，他们为了吸引顾客，在菜单上增加了一个选项，即在比萨上加一个烤土豆。
当然，就像所有关于外来性的讨论一样，仔细探究，会觉得这种态度非常荒谬。英国人喜爱的圣诞大餐由火鸡（北美）、土豆（秘鲁）、胡萝卜（阿富汗）和布鲁塞尔芽菜（来自比利时）组成。
在所有外来食材中，大蒜几乎算得上英国的国民公敌。我在韩国时已经了解到英国人不喜欢法国人对大蒜的偏爱。有传言说，伊丽莎白女王非常不喜欢大蒜，在她驻跸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时，不允许有人吃大蒜。但在到英国前，我不知道吃大蒜有多不受欢迎。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或者至少是对周围人的非暴力攻击。一位东南亚朋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她的英国房东走进她和她的印度男友租住的房间，闻了闻，然后急切地问是否有人在吃大蒜。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房间里甚至没有烹饪工具。
这就是我将要生活的地方，在这里，韩国人的“生活精髓”是对文明的侮辱，甚至可能是对文明本身的威胁。好吧，我夸大其词了。你还可以在超市里买到大蒜，尽管这些球茎看起来又小又干瘪。英国烹饪书中的意大利风味菜肴食谱倒是写了要放大蒜，但是在我认为至少需要几瓣大蒜的地方却只放几片了事。大学食堂提供某些声称放了大蒜的异国菜肴，尽管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真的放了大蒜。为了逃离这个美食地狱，我开始自己做饭。
然而，我的烹饪技能在当时相当有限。那个时候，韩国的母亲甚至不让她们的儿子进厨房［“进厨房，你的小弟弟（或小辣椒
）会掉！”韩国人肯定听过这句话］。厨房是女人的地盘。我的母亲并不那么传统，因此与我的大多数男性朋友不同，我可以进厨房煮方便面（很难做得好吃，这一点令我感到惊奇），做一些像样的三明治，用冰箱和橱柜里的随便什么食材做一些炒饭，诸如此类。但这并不是说我很会做饭，我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做饭。我当时一个人住，坦率地说，只为自己做饭毫无乐趣可言。此外，20多岁的年轻人胃口惊人（在韩国，我们说“20多岁的小伙连石头都能吃下去”），所以食堂喂给我什么我都能够吃得下去——包括又干又没有味道的烤羊肉以及最恐怖的煮煳的意大利面。因此，我在剑桥生活的头几年——从一个在读研究生到一名年轻的教员——只是偶尔做饭，我的烹饪范围和技能增长得非常缓慢。
这就导致了危机。我的厨艺没有进步，但我对食物的了解却在迅速增长。就像老生常谈的那样：作为一名学者，也许我更擅长理论而不是实践。在美食方面，我的知行差距变得越来越荒谬。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正处于一场烹饪革命的风口浪尖之上，英国抵制外来食物的强大根基出现了裂缝，外国的烹饪传统开始渗入。与此同时，英国美食也开始慢慢升级、重塑，并与新的影响相融合。厨师、餐厅评论员和美食评论家都成了名人。烹饪书越来越多，几乎和园艺书一样多（英国人非常痴迷园艺，还有哪个国家会在晚上黄金时段播放园艺电视节目呢）。许多烹饪书开始涉及食物历史和文化评论，而不仅仅是食谱。通过这些变化（以及我去国外旅行的经历），我了解到许许多多我原来不知道的美食。我被迷住了，开始尝试不同的食物。我在书店里阅读烹饪书，还买回来不少。我喜欢阅读报纸上的美食评论和专题报道。我也开始了自己的烹饪革命。
实际上，当时的韩国甚至比英国更像一个烹饪孤岛，尽管韩国的食物比英国的美味。那个时代的韩国，除了一些地方有中国和日本食物，几乎见不到别的外国食物，你能买到的只有所谓“西式简餐”，那基本上是“日本化”的欧洲食品。典型的菜肴有：炸猪排（用猪肉做的，而原版的奥地利炸肉排是用小牛肉做的）、汉堡牛排（模仿法国牛肉饼，使用廉价食材，如洋葱和面粉，取代了原版中大部分牛肉）以及（非常平庸的）意大利肉酱面。汉堡是一种罕见的东西，只在高档百货公司的自助餐厅里有售，代表一种异国情调——反正不是很好。20世纪80年代中期，汉堡王进入韩国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也就是在那时，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比萨（必胜客于1985年在韩国首都开业）。我在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工作或度假之前，从来没有品尝过真正的法国或意大利美食。当时韩国仅有的几家法国和意大利餐馆提供的是高度美国化的食物。日本或中国以外的亚洲食物也同样神秘（没有泰国菜，没有越南菜，没有印度菜），更不用说来自希腊、土耳其、墨西哥或黎巴嫩等更偏远国家的菜肴。
1993年结婚后，我开始认真做饭，我的饮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我的妻子熙珍（Hee-Jeong）从韩国搬到剑桥和我同住。她无法相信我家里有十几本烹饪书而我却从未照着它们做过饭。鉴于我公寓的书架空间有限（书架只比一张大地毯略大），熙珍认为这些书不用就得扔掉，也是合理的判断。
我开始照着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写的《意大利的食物》（ The Food of Italy ）做饭。意大利食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食物，有韩国人喜欢的关键成分，也就是大蒜、辣椒、凤尾鱼、茄子、西葫芦，所以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本烹饪书。用番茄酱和三种奶酪（马苏里拉奶酪、里科塔奶酪和帕尔马奶酪）做成的茄子意大利面是我学会的第一道罗登菜，它至今仍然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食物（经过一些个人调整）。安东尼奥·卡卢西奥（Antonio Carluccio）的书教给我很多关于意大利面和烩饭的知识。意大利菜是我的主要武器库，但我也喜欢随意创新，包括法餐、中餐、日本料理、西班牙菜、美国菜、北非菜和中东菜。而且，为了表明我们生活在英国，我还学会了许多很棒的英国菜，特别是迪莉娅·史密斯（Delia Smith）、奈杰尔·斯莱特（Nigel Slater）和尼格拉·劳森（Nigella Lawson）的做法。我很少做韩国菜，因为熙珍做的韩国菜很好吃，我可不想与她的长处较高下。
在我学习烹饪的时候，英国的烹饪革命正进入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你可以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神奇的仲夏夜之梦的夜晚，英国人终于觉醒，意识到他们的食物其实很糟糕。英国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自由地拥抱世界上所有的菜系。没有理由坚持印度菜而不是泰国菜，也没有理由接受土耳其菜却不接受墨西哥菜。只要是可口的东西就好，多么光荣的自由。英国人开始平等自由地享用所有的菜系，并因此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饮食文化。
英国成了一个吃饭的好地方。伦敦什么都有，从半夜1点流动餐车上物美价廉的土耳其烤肉到贵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日本怀石料理。口味从强劲张扬的韩国菜到低调温馨的波兰菜。你可以在复杂的秘鲁菜（源于伊比利亚、亚洲和印加）和简单多汁的阿根廷牛排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超市和食品店都出售制作意大利、墨西哥、法国、中国、加勒比、以色列、希腊、印度、泰国、北非、日本、土耳其、波兰各国和地区菜肴的食材，甚至可能还有韩国菜的原料。即使你想要更专业的调味品或配料，也可以找得到。然而就是这个国家，据一位当时还是交换生的美国朋友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牛津，你唯一能买到橄榄油的地方是药店（用于软化耳垢）。
当然，这也是全球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移民和国际旅行，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外国食物的态度变得更加好奇和开放。然而，英国是不同的，也许是独特的，因为自从英国人对于食物的诚实的自我意识觉醒以来，这个国家对食物就开放起来。在意大利和法国，强大的烹饪传统根深蒂固，当地人对变化持防御和紧张态度。你可以吃到很多很棒的当地食物，外来的美食就很罕见了，除了几家美国快餐店、廉价的中餐馆和几家卖沙拉三明治或烤肉串的商店（可能很棒，但也不一定），可能再加上一家价格昂贵的日本餐馆。
当我的食物宇宙以闪电般的速度扩张时，我的另一个宇宙——经济学——却不幸地被吸进了一个黑洞。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学派”组成，包含不同的愿景和研究方法——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熊彼特主义、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 [2] 他们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有时也会发生“死亡竞赛”，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六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冲突。大部分时候，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比较良性。通过辩论和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政策试验，每个学派都不断优化自己的论点。不同学派相互借鉴，虽然大都不会正式承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尝试将不同学派的理论融合起来。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就像今天的英国美食界：美食众多，各有优劣，竞相争宠；他们自豪于自己的传统，但也不得不相互学习，因此产生了许多有意和无意的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就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英国美食。餐馆的菜单上只有一道传统菜，经济学则成了新古典主义一家独大。像所有其他学派一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无论原因是什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都占主导地位（日本和巴西除外，意大利和土耳其也程度较轻），“经济学”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同义词。这种知识上的“单一化”缩小了这个学科的知识基因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就是今天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承认其他流派的存在，更不用说承认其学术价值了。那些承认的人也不过是在断言其他学派是低劣的。他们会说，有些经济思想“甚至不是经济学”。他们声称，这些学派拥有的少数有用见解——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或行为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思想——已经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纳入就像“附加物”，就像Pizzaland比萨上的烤土豆。
一些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为一群学者变得心胸狭窄、知识单一化而感到担忧？我首先要指出，经济学并不像研究北欧语言或试图识别数百光年外的类地行星的学科。经济学对我们的生活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经济理论会影响政府在税收、福利支出、利率和劳动力市场法规方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工作条件、工资以及抵押贷款或学生贷款的还款负担，最终都会影响我们个人的经济状况。经济理论也通过影响政策塑造一个经济体的长期集体前景，这些政策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在高生产率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能力。除此之外，经济学不仅影响经济变量——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还改变了我们的自我认知。
经济学创造观念，不同的经济理论认为人性的本质不同，主流的经济理论将决定人们对“人性”的看法。对我们的自我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它假定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自利行为被正常化，而利他行为则被嘲笑为“傻”，或被怀疑存在（自私的）别有用心的动机。2.如果行为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占主导地位，我们会认为人类的行为具有复杂的动机，自利只是其中之一。这两种经济理论认为，社会的不同设计会形成不同的激励，以不同方式塑造人们的动机。换句话说，经济理论会影响人们判定什么是正常现象、如何看待彼此，以及为适应社会而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
经济学还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方式，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以此影响我们的身份，这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知。例如，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通过公共政策干预促进工业化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程度的工业化反过来又会塑造不同类型的个人。例如，与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相比，生活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人往往更守时，因为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日常生活是按照时钟安排的。工业化也促进了工会运动，因为工厂里聚集了大量的工人，他们比在农场里需要更密切地相互合作。这些运动反过来又创造了中左翼政党，他们推动制定了更多平等主义的政策，这些政党可能会被削弱，但即使工厂消失他们也不会消失，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经济学影响着我们社会的类型。首先，不同经济理论塑造了不同的个人，也就建构了不同的社会。如前所述，鼓励工业化的经济理论将形成一个积极推动更多平等主义政策的社会；认为人类（几乎）绝对自利的经济理论将创造一个难以合作的社会。其次，不同的经济理论对“经济领域”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一种经济理论建议将许多人认为是必要的服务，如医疗、教育、供水、公共交通、电力和住房全都私有化，就会建议扩大“一美元一票”的市场逻辑，反对“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见“
辣椒
”
和“
青柠
”）。最后，不同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变量，如（收入或财富）不平等（见“
鸡肉
”）或经济权利（劳工与资本、消费者与生产者，见“
秋葵
”）有不同的影响。这些变量的差异反过来又决定了社会中存在多少冲突：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或劳动权利的削弱不仅增加了有权势的人和底层之间的冲突，而且增加了普通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为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大打出手。
这样去理解，你就会明白，经济学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重要，远不止狭义上的收入、工作和养老金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都必须至少了解经济学的一些原则——不仅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当我提出这一点时，一些人回应说，只有专家才能弄懂经济学，普通人是学不会的。他们说，经济学是一种技术性的理论，充满了专业术语、复杂的方程式和统计数据，大多数人看不懂。
但真的是这样吗？当你看着周围的世界按照你不理解的经济理论运作和建构时，你就只是“在绝望中沉寂地生活”吗？ [3] 回答我。社会被设计成这样你感到满意吗？政府的计划和政策与你认为的对我们所有人最重要的东西一致吗？税负是由全世界所有最大的公司与普通工人公平分担的吗？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给每个孩子创造最公平的机会去取得成功吗？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是重视共同体、共同责任和共同目标？我觉得这些都没有。
既然哄骗你们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用食物的故事讲解经济学，以使它更容易被接受。但请注意，这些食物的故事不是关于食物的经济学，比如它是如何被种植、加工、品牌化、销售、购买和消费的。这些方面不是我要讲的故事的核心，况且已经有很多与此有关的有趣书籍。我要讲的食物的故事有点像有些妈妈用来“贿赂”孩子吃“蔬菜”的“冰激凌”。只不过在这本书中，你可以先吃“冰激凌”，后吃“蔬菜”（多么划算啊！）。
这只是打个比方。本书中的食物故事不是真正的“贿赂”，因为“贿赂”是指你给别人东西，让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英语国家中，许多妈妈为了让孩子吃蔬菜而给他们吃冰激凌，这是在“贿赂”孩子，因为她们自己也知道，蔬菜不好吃。相比之下，印度、韩国或意大利的妈妈不太需要这种“贿赂”，因为她们做的蔬菜比水煮西蓝花、菠菜或胡萝卜好吃。在这些地方的传统饮食中，蔬菜本身就很好吃（尽管在这些文化中，许多孩子仍然喜欢吃冰激凌而不是蔬菜）。同样，我讲述的这些经济学故事本身就很精彩，我介绍了关于食物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就让“味道”层次更丰富，比通常的故事更“美味”。我提出了一些被忽视的问题，穿插了多种经济理论（而不只是某一种），讨论了经济政策的政治（甚至哲学）影响，探讨了当前经济安排的现实替代方案，包括现有的和想象的。
我喜欢与我的朋友们分享我喜爱的食物——给他们做饭，带他们去我喜欢的餐馆，有时候甚至只是一起流着口水谈论菜肴。我消化、混合了不同的经济理论，使它们融合在一起，我希望我的读者、我聪明的朋友能够分享我从中得到的满足感，这些理论帮助我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并给我提供了思考的工具，有助于我们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 这些数据来自韩国农业、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2] http://library.mafra.go.kr/skyblueimage/27470.pdf, p. 347.
[3] ISMEA（Institute of Services for the Agricultural Food Market）, Il Mercarto dell’aglio, p. 9, http://www.ismeamercati.it/flex/cm/pages/ServeBLOB.php/L/IT/IDPagina/3977.
[4] FranceAgriMe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ea Products, https://rnm.franceagrimer.fr/bilan_campagne?ail.
[1] 英国诗人兼记者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为《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报道时如是说。
[2] 不同学派有不同的愿景，即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经济运行的方式。这里不再介绍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可以阅读我的上一本书《每个人的经济学》（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其中介绍了各个学派的优缺点。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关键的一点：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它不提供完美的可证明的答案，也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单一的经济解决方案或模式，选择正确的经济答案取决于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和它所面临的条件，也取决于你在道德上或伦理上认为什么对一国公民最重要，比如世界各国在管理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鲜明差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因此也涉及人类的情感、道德立场和想象力。
[3]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专辑《月之暗面》（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中称之为“英国人的劣根性”（Hanging on in quiet desperation is the English way）。但我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在绝望中沉寂地生活。